清华和北大的自主招生联考终于没有撞车。11月26日,清华大学自主招生联考高校宣布,七校统一初试明年2月19日进行,复试时间各校将尽量错开。与此同时,北大所在的13所综合性大学联考也发布了考试时间,即2011年2月20日。在两大阵营宣布了联考时间之后,同济大学等8所高校在内的联考也明确表示,将与清华、北大岔开自主招生联考时间,具体考试时间将于下周公布。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至少此前大家担忧的几个高校为“集团作战”、“抢生源”,故意将考试时间放在一起,迫使考生做“二选一”的悲剧没有发生。是学校受舆论影响自觉调整,还是有教育部从中协调,不得而知。

但刚松口气的考生和家长,又有新的烦恼与焦虑。据悉,2011年2月19日开考的清华七校联考,考试科目为阅读与写作(含中文和英文)、数学、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其中,阅读与写作、数学两科目为必考科目,考生可以在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两个科目中根据自己的情况任选一科。2011年2月20日开考的北大13校联考,根据相关学校公布的信息,联考科目与安排大致是上午考语数外,下午物理化学,晚上历史政治。如果两个联考都参加,这两天考下来,不知道学生们能否吃得消。对此,考生会不会被迫“二选一”呢?

自主招生联考有必要考这么多内容、这么长时间吗?美国的SAT考试(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可资借鉴。SAT考试,具体分为SATⅠ推理测验(Reasoning Test)和SATⅡ(Subject Tests)专项测验。其中,SATⅠ主要测验考生的写作、阅读和数学能力,考试时间为3小时45分钟,一般中国高中生申请进入美国本科学校只需参加SATⅠ考试。另外,复旦大学此前在自主招生中推出的“复旦水平测试”,虽然涵盖了10门学科,但完卷时间为3小时,不是也很好地发挥了自主选拔的评价作用吗?

在大学自主招生中,联考的成绩只是一方面因素,大学将结合联考成绩、学生中学学科成绩、中学综合表现、大学自主招生面试考察综合评价学生,因此,联考其实不必重复考察太多有关中学学科的内容,而应测试学生的基本能力。

现在离自主招生笔试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期望有关高校能进一步从为考生服务,也为更科学评价学生出发,对联考内容进行重新设计。清华和北大的联考,均需半天时间即可。

另外,既然现在时间可以错开一天,为何不可错开一周呢?如果错开一周,对学生来说,就更容易选择与把握。相关高校的解释是,教育部对自主招生有时间要求。这就是自主招生制度安排的问题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自主招生时间之所以集中,要“抢”在高考之前完成,是因为自主招生仍旧与集中录取挂钩,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仍要参加高考,且必须把相关高校作为第一志愿或者A志愿,也就是说,自主招生不过给予考生报考某校的录取优惠而已,并不是考生与学校之间真正的双向选择。

从长远看,如果自主招生联考测试学生基本能力,学生可以以这一成绩自主申请大学,大学可基于这一测试自主录取学生,其实没有必要集中到每年2月,而可以一年举行多次。美国的SAT考试,一年考7次,考生缴一次费,就可以考三次,且可选择其中最好的一次申请大学,而由于SAT考试不与中学科目挂钩(实行教招考分离),因而,考生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任选考试时间,也没有特别的应考压力。

我们一直认为,学生的教育选择权、考试选择权、学校选择权是否得到有效扩大,是评价教育改革进步与否的一项最基本指标。目前联考时间错开,增加了学生选择权,是进步的;但联考的考试时间集中,考题超纲与超长,参加联考制度之后申请学校受限(清华的七校联考,规定考生只能用联考成绩申请两所学校),自主招生仍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挂钩,都限制了学生的选择空间。我国的联考要发挥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减轻学生负担的作用,就该在扩大学生的考试选择机会,改革考试形式与内容,提高考试评价有效性,以及调整自主招生程序方面持续努力。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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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抢生源本身并没有错,但抢生源不能通过限制学生的选择来实现。

北大和清华这两大顶级名校分别联合六大高校,组建自主招生联考同盟。这被网友戏称为“北约”PK“华约”。在部分中学校长眼中,联考可减轻考生奔波之苦,但两大集团竞争是减负还是“圈地”存在争议。

如果像媒体报道所称,北大和清华推出的两个“七校联考”,是“北约”PK“华约”,是一场好看的自主招生生源掐尖战,那么,这样的自主招生联考,其结局将极不看好,从一出台,就先天不足,误会了什么是真正的自主招生联考。

我支持自主招生联考。但我所提议的自主招生联考,有三个基本特点。其一,考试社会组织,相关学校自主认可。也就是说,一所学校可以认可某一个联考,也可认可多个联考,联考组织者以考试的公信力、权威性,赢得学校的信任,本质上说,联考是一种市场竞争的考试,而不是集团作战。

其二,联考应给予学生充分选择的权利,包括选择考试的权利,以及根据联考成绩申请学校的权利。如果联考先是外部对抗———将考试时间放在同一天,迫使考生选择,再是内部瓜分———规定一名考生只能用联考成绩申请2~3所学校,而这两三所学校还有第二、三志愿(或B、C志愿)不愿考虑的不成文规则,并将面试时间有意无意放在一起,这样的联考,比此前各校各自为阵的自主招生更糟。

其三,联考与集中录取分离,根本改变自主招生的操作程序,而不仅仅是替代各校自主测试。此前的自主招生,先有各校单独进行测试,再给予符合条件的学生自主招生资格,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且在高考志愿填报时把相关高校填在A志愿或第一志愿,否则就视为放弃自主招生资格。假如联考只是替代学校的自主测试,而此后的程序还是照旧,那么,其意义十分有限。自主招生联考,可探索与高考完全脱钩,参加联考的同学,以联考成绩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学校,且同时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即可不参加高考。

这样的自主招生联考,才是充分给予学生考试选择权、学校选择权,反之,就会在扩大学生考试机会的名义下,让学生左右为难,增加考试负担和焦虑。

现在,自主招生联考政策刚一出台,就被公众疑为集团“圈地”抢生源———有调查显示,超过50%的公众如此理解自主招生联考———在这种情形下,有关联考组织者和高校,应在制度设计中,避免被公众“不幸言中”,而应该以处处为学生着想为出发点,给学生足够的选择空间。

其实,高校抢生源本身并没有错,但抢生源不能通过限制学生的选择、给学生的选择权设置障碍来实现,而应该光明正大的以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吸引学生。让一个考生只能参加一个联考、参加联考之后只能选择有限的学校、获得自主招生资格之后,只能填报一所学校才有效,这些都是限制学生选择权的“阴招”。但愿这些问题,不要出现在联考制度推进过程中。

□熊丙奇(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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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澳门黄金城赌城:大学、香港大学七所高校的招生网站上同时发布公告,宣布2011年七校将举行自主选拔联合考试。这是继清华大学等七校在去年五校联考基础上形成七校联考之后,我国自主招生出现的又一个联考。有关消息显示,除以上两个联考之外,另一个联考还在形成之中。

笔者注意到,对于北大的七校联考和清华的七校联考,网友分别称为“北约”和“华约”,充满着高校集团抢生源的“火药味”,再加上另一联考,舆论认为,自主招生将“三国鼎立”,甚至进入“战国时代”。在一家门户网站进行的调查中,超过50%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高校抢生源之举。这是十分值得引起警惕的信号。如果自主招生联考的推进,变为高校集团作战“圈地”,将误导自主招生改革。

从2003年高校进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是借鉴美国高校自由申请入学制度,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的一种招生改革。其操作程序是,学生自主参加由社会机构举行、高校认可的联考,可以以这一成绩申请高校的自主招生,高校结合联考成绩、申请者的中学学科成绩、中学综合表现和大学面试考察,自主录取学生。联考在最初阶段可以是学科考,随着这一模式的成熟,可以改革考题内容,探索适合我国学生的学业水平测试,由此最终建立“学业水平测试+自主招生”的招生模式,打破统一高考格局。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要推出联考,那么,为何不直接推出985高校联考或者211高校联考,这样,学生就不存在选择联考的困扰。问题在于,我国联考制度的成熟,需要一个培育期,而这一培育期,就是出现多个联考,这些联考在互相竞争中,提高考试评价质量,形成公信力,由此为高校更好地选拔学生,提供评价依据,那些最终获得更多学校认可的联考,就可演变为全国性的学业水平测试。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联考考试组织的竞争,而非高校集团抢生源。前者要求联考不与相关高校绑定,而是高校可自主认可某一联考或某几个联考,联考如果组织不力、出题水平不高、社会反应不佳,很可能被淘汰。后者则是高校借联考这种形式,限制学生的自由选择权,比如,有可能将几个联考的时间安排在同一时间,迫使学生只能选择一个联考;学生参加联考之后,也限定申请的学校,名为七校联考,但却只能申请2-3所学校,甚至有的高校面试时间也冲突,这样一来,联考就将出现以往自主招生改革的老问题,即名为减轻学生负担,但却实实在在增加了学生的考试焦虑。

真正减轻学生负担,同时符合自主招生改革方向的联考制度,不但应该允许考生自主选择参加哪一个联考,而且参加联考之后,可以允许考生自由申请相关高校。而且,笔者进一步建议,在联考推出之后,各高校5%自主招生试点,可尝试参加联考再申请高校自主招生的学生,被高校录取后,不再参加统一高考的新措施。这样,一名考生就可通过“联考+自主招生”模式,同时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进行自主选择。“学生和学校之间双向选择”,“充分落实学校招生自主权和学生选择权”的自主招生由此形成。在其公信力得到社会认可之后,再进一步扩大比例。

以扩大考生选择权为出发点,设置自主招生联考,和以为高校抢生源,设置自主招生联考,其走向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前者,多个联考的出现,彼此按社会化考试的成长路径良性竞争,对于考生来说,将是福音;而如果是后者,多个联考联盟的出现,各高校利用自身相对于考生的强势地位,彼此对抗,考生们则成为战国时代的“炮灰”,其命运是,终于选择参加一个联考,联考之后申请了几所学校,获得多所学校自主招生资格,但却由于还要继续参加统一高考,填报高考志愿,只能在这些高校中再选择一所填报,折腾大半年,获得的还是只能报一所大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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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官司,赵作海见了大世面,认识了许多记者,结识了许多大官,很有影响力,人们期待能借用赵作海积累的这些资源从而打赢官司

坐了十多年冤狱的赵作海,被洗清冤屈后,如今成了“公民代理”,开始帮本地人打官司,免费替人维权伸冤。(10月11日《河南商报》)

细细品味“赵作海成公民代理”的新闻,更多读到的不是底层民众互相帮衬、接力维权的温暖和进步,而是底层人维权的艰难和辛酸,还有法律的尴尬。

赵作海的冤屈被洗清后,当地为什么那么多人找赵作海代理官司维权?是赵作海经过官司后学到许多法律知识吗?不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可能会通过打官司学到一些法律常识,但那点儿皮毛,是肯定不足以支持其代理官司的。是赵作海被洗清冤屈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从而成为一个维权标杆吗?有一定道理,当地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维权信心。但人们更多看中的是:通过打这场官司,赵作海见了大世面,认识了许多记者,结识了许多大官,很有影响力,人们期待能借用赵作海积累的这些资源从而打赢官司。

对于这一点,赵作海非常清楚,当记者问别人找他代理官司是“看中他哪一点时”,他说:认识人比较多吧。我给省高院院长打过电话了。

是啊,赵作海冤情昭雪后,危机公关中,当地许多高级官员都前来向赵作海认错。河南省高院院长登门向其认过错,判其入狱的法院领导带着现金向他鞠过躬,当地一把手亲自到监狱门口接其出狱,为了平息赵被冤屈十多年的怨愤,许多官员都承诺“会满足赵提出的要求”——这在当地人看来,赵作海能认识这么多官员,非常了不起。不仅有官员,赵作海也已经成为一个新闻人物,认识了许多媒体记者,其行为很容易引起舆论的关注。

不由想起重庆的熊德明,偶遇总理,总理帮她讨回被欠的血汗钱后,她也成了“公民代理”,许多人都找他帮忙去维权和讨薪水。赵作海如今的所为,与熊德明其实是一样的。

“给省高院院长打过电话了”——这是“公民代理”赵作海打官司的方法,也正是委托他打官司的人所期待的。可,这是法治吗?

另一层让人感到辛酸的是,穷人根本请不起律师,他们只能把赵作海这样身边的“名人”当作救命稻草,以最小的成本去帮自己讨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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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轿车上下来,赵作海带着新媳妇李素兰,微笑着向早已等候的记者挥手致意,两口子“高调”亮相是找记者替别人维权的。他说自己的身份是公民代理,代理的是一起发生在21年前的命案。此案将在河南开封市禹王台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赵作海将出席。(大洋网10月11日)

赵作海这个华丽转身真的很神奇。当年,他曾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刑2年,后因被害人“死而复生”而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现在,他又当起了公民代理,要为别人打官司。

赵作海表示自己不是为钱,而是帮忙。但是,对一个并不太懂法律的人而言,他凭什么代理官司?而那些老百姓又凭什么把他看成“救世主”?其实,人们找老赵,看重的是他的名人效应。赵作海由于冤案出了名,是个新闻人物,因此可以在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比较容易找到记者,二是可以找到法院的领导。在此次代理案件时,老赵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记者也找到了,“给省高院院长联系过,后来,开封法院的领导来找过我,说了说案子的情况”,这就很不容易。而他表达的理念也很正确:“让我代理,可能会有些新闻效应,会督促政法机关合法办案。”

成了名人就会有许多老百姓找你帮忙,赵作海不是第一个。当年的陕西农妇熊德明,因为请温总理帮助讨薪成了名人,于是,有1000多个农民工打来电话请她帮助讨薪,甚至请她找总理。熊德明在接到13名老乡的委托后,利用自己的名气和一些媒体的帮助,到温州为打工的老乡讨薪。因为灵宝事件成为名人的当事人王帅,每天接到数十个电话、邮件,都是向他反映情况,更有人千里迢迢坐火车跑来直接找到他。王帅对记者感慨地说,自己现在成了农民的“信访办”。

一成名人,马上被老百姓看成救世主,成为接待上访的“信访办”,这样的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起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老百姓感觉这些曾经的弱势者才可能代表自己,帮自己说话,他们总不会愚蠢到去请一个影视明星为自己伸冤。第二,说明基层群众确实有许多不平,却没有申诉的渠道,他们正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困境之中。当然,更重要的是第三点,老百姓对基层政府失去信任,甚至他们要告的就是基层政府,他们希望通过媒体和有关渠道找到更高层的官员,来寻求公平正义。由此,熊德明、王帅、赵作海才会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救世主。

应该知道,赵作海们根本不可能成为救世主。熊德明在温州维权后就说,她不是“讨薪英雄”,希望民工首先走正常法律渠道。公共事务还是要由公共权力解决,靠法律制度解决。问题在于,当老百姓不信任基层政府而寻求更高权力解决时,我们的基层权力不仅不反思,反而对所谓越级上访围追堵截。因此,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是一个方面,疏通老百姓寻求更高权力救济的通道,更是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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