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青岛五市七区今年展开如火如荼的“植树增绿”工程，投入资金四十亿元，希望在“在2014年建成‘国家森林城市’，五年再造一个新青岛”。与此同时，市民的质疑甚至不满情绪却越来越强烈，在网络上也引起广泛关注。（4月19日 中国广播网 ）

人们常用“气得眼睛发蓝”来形容心情愤怒的状态。青岛投巨资“植树增绿”，市民为何“眼睛发蓝”？一句话，决策不民主，信息不公开，群众不知情，自然就不领情。看来，即使是做造福于民的实事，也不可缺少必要的“张扬”，即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

舆论先行、宣传群众是完成任务的中心环节，也是做好工作的宝贵经验。把好事实事做在明处，甚至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并非完全是图乞邀功炫耀，往往是让群众了解做事的动机与目的，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进而赢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否则，就难免会遇到类似青岛“植树增绿”工程的尴尬：投入40亿“植树增绿”造福市民，可市民非但不领情，反倒非议纷纷，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

市政建设与市民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引起特别关注这也正常。然而，“植树增绿”工程不正常的则是，决策前，没有事先听证，缺少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步骤和工作方法，忽略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决策后，不仅没有向群众宣传任务，使之知其然，而且也不阐明事理，让群众知其所以然，一直都蒙在鼓里。工程建设中，面对公众不断增多的质疑，仍然闷不作声，尤其是发生“毁草种树”误会之后，信息救赎仍然无动于衷。面对公众质询的时候，无论市政热线还是园林局都没给出回应，甚至是“这个事儿已经定了，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个事儿不归我管”，傲慢得很。

老百姓看事，既不看宏观，也不看微观，爱看直观。他们对“植树增绿”可能绝对欢迎，但当发现一些地方植树密度超过了想象，高架桥下背阴处栽上的新树又被挪走了，部分树木挤占了本不宽敞的人行道，燕儿岛公园丧失了“应急棚宿区”功能，从青岛开埠起就有的汇泉广场的草坪也被市民指为“毁草种树”，市政府门口一个公交车站被新栽下的小树挤得只剩下站牌，等等。这样蹊跷的“植树增绿”工程，难免让市民疑窦纵生，十分气愤。

还有，为什么要采取“高大密厚多彩”的栽种模式，这个原本应该反复向市民解释清楚的问题，却只是市园林局局长回答记者采访时的作答：“主要原因是增加阔叶量，以净化空气。增加阔叶树的量可以增加绿量，增加对氧气的释放和二氧化碳的吸附。特别是颗粒物的吸附，就我们通常说的PM2.5的吸附作用是非常强的，他比草皮要强了50倍，因此密植是科学密植，合理密植，而不是无度的密植。”类似这样具体解释，为什么就不能面向市民呢？

重行动、轻解释、避监督是一些民生工程饱受群众质疑的根源所在。确实，许多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仅仅有良好的初衷是远远不够的。即使目的是有利于城市环境，也不等于具体行为就具有了科学性、合理性、经济性和环保性。因此城市管理者或决策者，只有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民主决策，信息公开，宣传解释到位，真正实现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才能把自己所做的实事办成群众喜欢的好事。

18日晚十一点刚过，青岛市政府在官方微博承认在“植树增绿”的过程中，存在“局部区段栽植（树木）过密、设计方案公开不及时、前期论证不细致、与市民沟通不主动”等问题。市民的诉求终于等来了政府的回应，但愿这是做好“植树增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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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青岛市投资40亿元的“植树增绿”工程遭到了市民的质疑。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城市园林局日前在政府网站对此发表公开回应，称“由于植树增绿工作季节性强、时间紧、工作量大，我们忽视了前期的宣传和沟通工作，对市民和网友提出的问题回应不够及时，引起市民和网友的不满，对此深表歉意”，同时反思了市政工作中的若干不足。

这一工程的出发点，是青岛方面计划在2014年建成“国家森林城市”，而市民的批评意见集中在如下几点：花费巨大的造林工程，为何未公开征求意见或召开听证会？铲掉草坪改种树、在海边种树是否会破坏既有景观？海边种树算不算形象工程？

市民的反应或许青岛方面始料未及。一般来说，种树总是好事，在植树造林这一块，我国不少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欠账，种树通常是符合市民的意愿的，为何在青岛却遇到了阻力？

目前，引发市民质疑的直接原因是两点，一是“种多少”，二是“怎么种”。

政府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是好事，但到底花多少钱合适呢？政府心中有一本账，而市民心中也会有一本账。财政资金是有限的，需要政府花钱的地方很多，比如教育、社保、交通等领域，都需要政府投入资金来改善服务。有限的资金怎么花，就有必要盘算一下资金的有效配置问题。市民们现在很清楚，他们是纳税人，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与之息息相关，所以大家当然会注意市政支出的去向和数额。去年青岛地方财政收入为566亿元，“植树增绿”工程占到了青岛财政收入的7.2％，投入的资金是不是太多了？若以某类行为是“好事”而无节制地花钱，并不符合财政资金有效配置原则，市民的这一质疑是有道理的。

在“怎么种”的问题上，有市民提出，树的间距为一米至两米，是不是太密了？大面积地种树，还会对市民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在海边种上树后，会不会对海景造成影响？树种得离居民楼太近，会不会影响低楼层居民的采光？在这类问题上，市民显然是要发出自己声音的。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政府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应该广泛地听取民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形下，采取有效的措施让民众能够参与决策，这越来越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而在这一事件中，青岛的有关部门显然考虑不足。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民众的意愿日益趋于多元化，同时政府要负担的公共服务也越来越多。民众多元化的需求与政府多元化的供给之间，往往会产生不合拍的情况。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实施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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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处理大量的政府日常行政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会比较有效。当政府的政策对某些特定群体会造成直接影响时，如劳资纠纷、拆迁补偿等，应赋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响力，通过利益方之间的博弈来形成共识；当某个领域需依赖专业知识才能有效应对时（比如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专家决策制就会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某个领域的事务处理需要很大的灵活性，但该领域却不容易形成专家的权威观点和清晰的利益关涉方时，让民众广泛参与决策会比较有效。

从青岛的种树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政府采取的是行政单方面决策制和专家决策方式。但是，根据前面所述的原则，种树这一行为，更适合公众参与决策方式。另外，比较关键的一点是，涉及到数十亿元资金的投入，在预算环节上，应该注意听取市民的意见，如此方可在事前消弭市民对资金投入量的疑问。

在信息高度开放的时代，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民众的参与要求，政府应该学会广泛听取意见，开门决策，积极正面地回应民众的诉求。青岛市对民众意见的回应，有可圈可点之处：迅速回应了市民的意见，对市民表达了歉意，表示将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市民监督——只要政府能真正把这些举动落实好，一个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就不难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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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项轰轰烈烈的“植树增绿”工程，将青岛市推上风口浪尖。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本是令市民受益的生态工程，可不少市民不但“不领情”，反而从论证公开、成本核算、种植密度、位置布局等多方面提出质疑。日前，青岛市相关部门公开道歉，承认存在论证不细致、沟通不主动等问题。

青岛市坦率诚恳的态度，值得肯定。需要省思的是：一项有着良好初衷的城市绿化工程，为何引发强烈争议？

作为城市公共工程，种树显然远远不是刨坑一埋那么简单，这涉及植物、园林、地质、规划等多个领域，也牵扯到成千上万市民的切身利益。要完成好如此宏大的工程，不仅需要科学严密的考察论证，也需要及时有效的交流沟通，这两个方面工作虽然着力点不同，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使政府决策更加合理，获得更为坚实的民意基础。

青岛市民澳门黄金城：海边种树、岩石上种树、过分密植等不乏专业水准的质疑，让人认识到，重大工程的前期论证、方案设计十分重要，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疏漏；同时，在决策过程中倾听民意、吸收意见，也十分重要。通过沟通才能增加共识。

无论是当地群众长期对植树工程决策过程知之甚少，还是工作人员面对市民询问发出“你要干什么”的反弹，或者是一些植树工地上“说了算，算了干”的醒目标语，都说明有关方面与公众的沟通存在不畅、不深、不细的瑕疵，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的程序链条出现了问题。

不论证就难免有疏失，不知情就难免不领情，正是由于缺乏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不仅使得决策者失去了一个了解实情、吸纳民智的好渠道，为工程方案埋下了种种技术“地雷”，而且放弃了回应社会关切、及时解疑释惑的主动，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理解，给工程实施带来了种种情绪障碍。

通过青岛植树这件事，人们对如何科学决策当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所谓科学决策，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体现在制度领域。只有让群众对决策信息有充分了解，让决策过程体现公众参与，决策的科学性才有可靠保障。

更进一步说，在公众参与热情日渐高涨的今天，治理者应该更加重视民意、善待民意。民意把握得充分准确，决策做事就有准头；如果剃头挑子一头热，就会出现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因此，各级干部在埋头工作的同时，也要时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良性互动实现科学决策，推动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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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日，青岛政府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将这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第一个月便种下了180万棵树。很多百姓抱怨这面子工程劳民伤财，有的在网上称新任市长是“种树狂人”。 80后女孩潘琦调查青岛植树成本，温和质疑政府决策。成了当地的小名人。（4月18日《中国青年报》）

这则消息的最大启示是：以理性温和的态度与政府打交道，对建立良性的官民互动机制很重要，收到的效果要比以偏激情绪化的态度要好。正所谓有话好好说，我敬人一尺，人敬我一丈。其实，这种态度适用于所有与周围打交道的场合，这种态度是有文化修养的风度，是中华文明礼仪所倡导的。遗憾的是，这种态度似乎“失传”了，秉持这种态度的人少了，由于社会节奏的加快，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加，人们变得狂躁了，不耐烦了，以致于与周围包括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往往采取简单、偏激情绪化的态度，本来容易沟通协调的事变复杂了，难办了，发生了不必要的摩擦冲突……

以理性温和的态度与周围打交道，是长期修养的结果，是一种文化教养的积淀，建立在冷静思考、认真观察的基础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要求以理性温和的态度与周围打交道，并不现实，只能倡导和引导，急不得。正因为如此，从政府方面说，对百姓质疑政府决策措施的态度也不能太挑剔，当有包容之胸怀。应当看到，百姓对政府的质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说明百姓的现代公民意识正在觉醒与强化，他们日益重视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我们切不可过分计较百姓的态度、语气等表达方式问题。

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尊重、保障公民的表达权，体现在公开透明和及时回应。在施行公共政策时，须向百姓及时说明其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那样：对群众举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回应，认真调查核实，依法处理，结果要反馈或向社会公布。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当地政府在信息公开、依法行政这方面，没有做到及时积极地回应。而且，一些政府在回应百姓的质疑时，态度也不都是理性温和的。如果政府的回应也是理性温和的，相信一些公民的态度不会那么激烈、狂躁。因此，也要倡导政府的回应态度是理性温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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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琦以自己的行动告诉市长：“这个城市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这个城市的财政资金同样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

青岛投入40亿巨资大规模种树，引发风波。在这场风波中，有一大一小两个大人物引人关注。大人物是现任青岛市的市长张新起，小人物则是青岛市的市民潘琦。

先从小人物潘琦谈起。诚如一些评论指出的，潘琦通过自己的举动，向社会展示了，什么叫“理性”、“温和”、“执着”。有评论说，这就叫“理性维权”，大家都应该向潘琦学习，要“理性维权”，而不是只会漫骂与攻击。这些观点当然是不错的，但我却要给出四字批语：“废话一筐！”在我看来，潘琦向我们展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并非“理性维权”，而是“公民意识”、“主人公意识”。潘琦以自己的行动告诉市长：“这个城市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这个城市的财政资金同样是我的，是市民的，而不是市长的。”

城市究竟是谁的城市，是市民的城市，还是市长的城市，这才是青岛种树风波最核心的问题。而舆论把焦点聚集在种树本身是否合理，争论青岛有没有必要大规模种树，甚至对树的行间距斤斤计较，都未免离题万里了。在种树这件事上，青岛市政府最大的错误，其实不在于种树这一决策本身有多么荒唐，而在于政府搞错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一市之政府，恰如一小区之物业；一市之长，恰如一大家族之管家。物业或者管家做什么事情，哪怕做得再英明，都不能绕开业主，不能不经主人点头。当然说青岛市政府搞错了的角色，似乎也是一厢情愿，人家何曾搞错角色，对照现实，城市不就是市长的吗？业主不满意物业，可以把物业给开了，市民不满意市长，你能把市长开了吗？

说完小人物，再说大人物，青岛市的市长张新起。因为种树这场风波，青岛市民给张市长送了一个雅号：“种树市长。”据报道这位张市长，一路走来，可说是“始终如一”，在担任县级市莱芜市市长时，张市长就热衷于种树，后来升任潍坊市委书记，继续热衷于“种树”，现在到了“青岛市市长”这一更重要的位置，依然热衷于“种树”，“种树市长”端得名不虚传。

有评论由这位“种树市长”，联想到在张市长之前，青岛还出过一位“广场书记”。就是那位因腐败问题落马的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当年这位杜书记热衷于大广场、大草坪，全城种草，不惜对大树痛下杀手。现在呢，“广场书记”走了，“种树市长”来了，铲掉草皮改种树了。千万千万，张市长的下一任不要喜欢种草。

刚才讲“城市是市民的，不是市长的”，其实在业主尚没有能力撤换物业的情形下，我还真巴不得城市就是市长的，因为人嘛总会珍惜自己的东西，不会去破坏，不会去猥亵。怕就怕城市在某些官员眼里，就只是一个旅馆、一个站点，劳民伤财打造几项政绩工程之后，就拍拍屁股走人，奔向下一个站点而去。至于那个城市，当然是等着给下一任再折腾了。种树是免得了的，但折腾是免不了的，每一任都要打造政绩工程，不管种什么，总要种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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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青岛政府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打造森林城市，第一个月便种下了180万棵树。质疑种树工程的市民，有人谩骂有人撒气。然而青岛80后姑娘潘琦，却以普通市民身份，在施工现场调查树的成本，用合法手段温和地质疑着决策。（4月19日《华西都市报》）

“增绿行动”这样耗资巨大的工程项目，虽然确有增绿、环保之优点，但也有形象工程、铺张浪费之虞。更何况这样的工程决策，并未征求市民意见，其优劣利弊，也未经充分的公平博弈。这些，都是造成抱怨、不满，甚至谩骂的原因。

当然，用愤怒、抱怨之类来表达不满和质疑，俨然是惯常思维，这样的坊间舆论，虽有尖锐和应者云集的汹涌，但难免失之理性，被偏见挟持。实际上，如果任何质疑，都这么气势汹汹，对质疑者和应答者来讲，剑拔弩张的结果，会使理性被虚置，这显然不是好事。

质疑是民众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质疑也应有边界，即接受规则或程序约束，也只有这样，质疑才能更显文明和尊严。潘琦的质疑方式，不是对不能接受现象大声呵斥，也并非自我感觉真理在握的当头棒喝，更不是面对失望与遗憾时怒发冲冠。

这样的质疑方式，因为不再咄咄逼人，不再裹挟着愤怒和敌意，一方面可以使职能者更易接受，建立起有效和可靠的互信；另一方面，则可以唤起更多参与精神，让更多人学会理性表达。比如，在潘琦之后，有更多的青岛年轻人行动起来，拍照调查，详细核实。

温和质疑，有态度才有力量。改变自己，便是行使自己的权利，有这样的态度，有切实的行动，才会有不错的开始。而温和地质疑，则是行使自己权利的最好选择。因为温和，质疑不再是愤怒的宣泄；因为温和，质疑就会成为规则下的诉求；因为温和，便会少了些猜忌和冷漠，求同存异便有了基础。

尽管潘琦温和质疑目前还没有更进一步的结果，但其被广大网民支持和声援的举动，无疑是温和质疑得以继续前行的不竭动力。有关部门应抱着客观和善意的态度，回应质疑与诉求，如此方能使公众与职能者之间的断裂得到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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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青岛的种树工程，有人谩骂有人撒气，青岛姑娘潘琦却以普通市民身份，在施工现场调查树的成本，致电政府并追问种树方案的决策过程。她说，自己27岁了，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当公民。网友们也几乎一致赞许潘琦脚踏实地的公民精神，呼唤“中国出现更多这样的年轻人”。（《中国青年报》4月18日）

说“80后”潘琦有脚踏实地的公民精神，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她知道自己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在表达意见前，她仔细学习了《宪法》和《山东省行政决策程序》等法律和文件，发现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其二，她知道作为一个公民，自己与政府有平等的地位。“我不管政府看不看得起我，我心里先把自己跟政府弄平等了。”潘琦说。

其三，在行使公民权利的过程中，她做得很认真。为了了解植树成本，她到工地上与工人聊天；为了解种树的决策过程，她打市长热线，向市建委、园林局打电话，而电话打到园林局，办公室要她打建设处，建设处要她打办公室……她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一次又一次作记录，一次又一次将情况发到网上。

与潘琦这种脚踏实地的公民精神形成对比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不懂得自己作为公民的应有权利，或者虽然懂得自己的权利，却对劳民伤财的“增绿行动”冷漠视之；一种是只是发牢骚、谩骂，或者讨论市长的出身，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而不去思考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

“增绿行动”耗资40亿元，这对青岛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上边花了40亿元，在其他方面就要少花40亿元，作为青岛市民来说，怎能不关心呢？这个工程还关系到青岛市的面貌，草坪没了，多了一些大树，这些树还极有可能不会成活，作为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居民，怎能不关心呢？而关心不能只是发牢骚、谩骂，不能搞人身攻击，猜测市长的出身没有多大意义，只是问“唉，你看这社会到底怎么了”，也不能促使社会进步。只有脚踏实地地做工作，才能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有了这种脚踏实地的公民精神，才能促使社会有更大的进步；才能让政府尊重老百姓的意愿，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才会有更美好的家园，更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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