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优异者可与校长进餐,这般设想与创意,必然来自于“巴菲特午餐”。毕竟,一年一度的巴菲特午餐,早已牵动万千创业者之心,为接近创业之偶像,寻求生意之良经,很多人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只为一顿午餐。而今年的巴菲特午餐,拍卖的最后价格已经达到2345678美元。
巴菲特午餐很火,必然会有“学步”者,国内某些富豪也掀起午餐或晚餐热,那自当别论,而此处,一校之长以与学生共餐为激励,却叫人贻笑大方,有东施效颦之嫌。
君不见,那些愿与巴菲特共进午餐者,多乃自愿与仰慕,即便自己掏钱,只要能学习到经验,也属心甘情愿。而与校长进餐呢?大多并非自愿,那未必人人喜欢,就我学生时代而言,断不愿意跟校长进餐,毕竟,有这么大领导在,吃不好事小,不敢随心所欲真叫人难受。如果真要是年级前三方可,我宁可考年级第四。而我之意识,相信诸多学子亦如此,学生时代,尚缺少拍马之意识,也并不以与校长进餐为荣。
如此,与校长进餐,又算哪门子的奖励与激励呢?有学者分析,现如今,有三种校长,分别是家长型、学术型和官僚型。家长型校长,不少农村学生应该接触过,中午开饭时,因无食堂,大家一块露天坐在草地上或教室里吃饭,校长端根长凳过来,坐着和大家一起吃饭,而学术型与官僚型则很普遍,前者为学术忘乎所有;后者层次等级观念十足,是教育改革必须去除的“毒瘤”。
遗憾之处在于,以与校长进餐为奖励的校长,正是官僚型校长,据悉,年级第一方可坐在校长旁边,此乃赤裸裸之等级划分制度,而以接近更高领导——校长为荣之意识,更显官本位底色。本来,校长与学子理应“同乐”,如今成奢望,只能说,一者,校长与学生关系疏远了,校长未能尽职尽责;二者,校长官僚化了,有了严重的层次划分概念。
不可否认,学生的确需要鼓励与激励,但这需要的,只要是实实在在的好处,而非哗众取宠的追求眼球效应,别出心裁地寻求奖励方式,这般做法,如未经考量,未寻求家长与学生之意见,往往只会适得其反。
近段时间以来,澳门黄金城:教育歧视之说甚嚣尘上,绿领巾、红校服、三色作业本、分批开家长会等,让教育歧视成热门话题,而此次与嚣张共进午餐,歧视之说再度张扬,其实,这并非歧视,而是官僚。教育公平,也不是从歧视到官僚的置换。歧视可怕,官僚更可恶。一个健康运行的教育秩序,应的一个自由而开阔的空间,过多的条框与限制,大抵无法触及教育公平的彼岸。
' />校长餐,还是“绿领巾”的灵魂附体。尖子生,一俊遮百丑;劣等生,一丑遮百俊。这谈何教育公平和正义。校长口口声声说,和尖子生一同吃饭,并不等于不关心、冷漠成绩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反倒应该对他们是一种激励。可校长既然想激励成绩不好的学生,那为何不跟他们一起吃饭,到时再辅以谆谆教导、循循善诱,效果岂不是“更激励”。
或许,在应试教育这个体制沉疴无法根治的前提下,“尖子生”和“劣等生”的身份鸿沟难以逾越。但作为学校,至少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消弭这种教育不公,而不是去扩大。遗憾的是,接二连三的校园闹剧,恰如一根钢针,在刺痛公众脆弱神经的同时,又像是在暗示:下一幕闹剧很快就要到来……
□丛晓波(媒体人)
' />“希望杯”数学竞赛北京赛区组委会受到查处,揭开了“竞争经济”的冰山一角。不知何时起,面对学生的竞赛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收费越来越高,理科、文科、艺术科全有,公办、半公办、民办都想来分一杯羹。
别小瞧这林林总总的竞赛,收费也不见得特别高,但总量却惊人,仅“希望杯”全国数学竞赛,到2009年举办第20届时,参赛的中学生累计已近2000万名。2000万名学生的报名费、资料费、培训费等,形成一条完整的“竞赛产业链”,规模可达数十亿。
谋取家长钱财,加重家庭经济负担,还不是“希望杯”等“竞赛经济”最大的恶,其更大的罪在于伤害了孩子,伤害了教育。层层动员搞竞赛,势必分散教师的精力,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同时加重学生的学业负担,损害孩子的身心健康。虽然不少竞赛也强调“必须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但当竞赛成绩与入学、升学挂钩时,学校、家长、学生焉敢不重视?而竞赛的内容大多超出教学内容,很多偏题、怪题连辅导教师都未必能解答,这种竞赛对学生心智与身体的摧残,不言而喻。
对此,社会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全面停止义务教育阶段奥林匹克和其他各类学科竞赛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举办的面向学生的征文、创作大赛、知识竞赛等活动,以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至少应该坚决与学生升学脱钩。可是,“竞赛经济”却丝毫未见降温,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希望杯”事件再次把“竞赛经济”的问题公诸于世,何去何从,就看教育部门的智慧与决心了。
□练洪洋(媒体人)
'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校长宴请学生的本质在于表扬和鼓励先进。表扬和鼓励少数先进学生,和发“绿领巾”歧视落后学生怎么是一样呢?
一些人持有此种看法,或许说明当前教育已经步入了另一个误区,就是平均主义和对学生的“心理溺爱”。笔者女儿曾就读的北京某著名小学,不但对学生成绩只评A、B、C,甚至作业和考卷有错误,老师都不打叉,打个大的对勾,只是在边上多画很小的一笔——这造成家长搞不清孩子到底学得怎么样,而且检查学生的作业和考卷,要发现哪里错了都很困难。
笔者认为,教学过程中适当的奖惩还是需要的,当然也要考虑学生的心理接受能力,但不能过于敏感,像这样以宴请的方式奖励或鼓励学生,和发奖品、设奖学金,其实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必过分在意。
□王苹(市民)
' />学生校长公用晚餐,看似极具激励温馨的画面,却因为“选拔尖子生”的“最优待遇”而变味。暂且不论杯中之物是酒是碳酸饮料,觥筹交错中,19名涉世未深的“尖子生”穿着小西服,一一敬酒,说着客套话,世故摸样格外刺眼。
“校园歧视”随着绿领巾、红校服等事件后成为媒体热词,在校园三六九等化的“泛等级化”的语境之下,学校埋单“宴请”优等生无疑是一次变相的等级歧视,再一次将潜力生隔离。赢得“和校长共用晚餐”的机会,两百分之一左右的概率背后是逐利心态的滋生与浮华。
实际上,如此“校宴”隐藏着多重等级观念。首先,从4000个里面选19个的第一鸿沟,到第一名坐在校长最近位子,都显示出“唯成绩论”的最真景象。很多同学还想“有一天自己能够参加”,羡艳和校长同桌吃饭。事实上,倘若邀请差生共同就餐,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澳门黄金城:励志的奖励。
学而优则“餐”,凸显应试教育下对成绩的盲目追逐,忽略了教育本应秉持的公平公正原则。激励学生有做种方式,“校宴”美其名曰乃为激励“做人品位高雅,做事追求卓越”的优秀学子,暗地里却有滥用公费之嫌疑。校长表示期末考试后还会举行激励晚宴,餐桌上的激励,究竟效果几许不得而知。
校宴更应为潜力生而设,区别对待之下,“与校长共餐”不应成为校园的名利目标。倘若真要激励优者,可通过奖学金或其他物质精神多方面奖励,而非“独具匠心”的设计餐桌上的官言官语。需要激励的,更应该是稍显落后的潜力生。降低“与校长共进晚餐”的门槛,或许得到激励的是更大部分学生。停止变相的歧视心理,校方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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