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自己的妻子被人强奸,却不敢上前进行阻止和反抗,杨武事后称自己是“最窝囊的男人”。我看到网上许多评论人的标题,也都是杨武是“最窝囊的男人”。也许按照许多人的理解,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妻子被人强奸,就要血脉喷张地扑上前去与对方较量,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就要不顾一切后果地与对方进行殊死的搏斗。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杨武成为“最窝囊的男人”?
杨武是安徽阜阳人,14岁丧父辍学后,一直在外打工流浪。14岁的少年,正是少不更事的年纪。对于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14岁的孩子来说,正是他们围绕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而对于14岁的杨武来说,就是他在外面受了别人的欺负,也已经没有人再来出面保护他了。他不仅告别了自己的童真时代,而且还要肩负起养家的重任。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一个14岁的少年要想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何其难也。也许他早就见惯了尔虞我诈的场面,也许他早就经历过了人间的人情冷暖,也许他早就看淡了世间的世态炎凉。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面对社会上的各种欺凌和压迫,他只能选择隐忍,他只能选择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他只能用尊严来换取片刻的安逸和平静。
也许年少气盛的杨武,面对各种欺凌曾经选择过反抗。然而血与泪的各种经验教训,最终让他败下阵来,最终让他的那一丝丝的反抗的意识屈服。常年在外谋生人生地不熟,外地人固有的弱势情结,在他的意识里酝酿的越发强烈。面对一个在当地地头蛇似的安防员的欺凌,杨武不敢选择反抗。他还要在当地生存,他还要赡养老母,他还有养活妻子儿女。
杨武在临时工安防员的面前是弱者,临时工安防员在公务员面前又是弱者,公务员在领导面前又是弱者,领导在上级面前又是弱者。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利益链面前,有几个人没有享受过不公平的待遇。在公平正义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杨武的懦弱未必没有我们每个人的身影。
面对杨武的软弱我们没有必要再谴责他,在这个恶化了的社会环境里,在这个恶化了的生存环境里,在这个恶化的人际关系的环境里,我们谁又不是受害者那。改变这个恶化了的社会环境,改变这个恶化了的生存环境,改变这个恶化的人际关系环境,才是我们大家应尽的责任。
关爱“最窝囊男人”,让弱者不再感到孤立无援,让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强大,才是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的社会责任。
' />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殴打、强奸妇女,丈夫忍气吞声的新闻,引发公愤。但一个平时“经常打人砸车”的人,是怎么混进联防队伍的?这个极端的案例,反映出联防队制度存在一些问题。
现在,宝安区政府已作出的5项处置中,就包括“对全区治安联防队伍进行进一步教育整顿。要求各社区居委会在招聘联防队员时严把准入关。”但要真正走出联防队“一乱一治”的循环,对“联防队制度”,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反思和通盘的改革。
“联防队”的诞生是源于地方治安力量不足。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南海市率先推行农村治安承包制。此后,警察之外的治安力量——联防队(治安员、协警、辅警)应运而生。
很快,联防队就不再是最初的“群众组织”,而带有“准公权”性质;但又没有法律明确制约,联防队员违法敲诈、殴打、刑讯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每次出了“大事”,就引来一次整治。2004年9月,公安部还曾下“禁令”:要求2008年1月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
但事实上,“禁令”很难得到贯彻。在警力不足的地区,维护治安还是需要联防队。比如2009年东莞常住人口635万,警力仅1.1万人,警力覆盖率仅有1.7‰,也就是全国平均水平12‰的一个零头。所以东莞配有治安员5.27万,是正规警察的5倍,饶是如此还是不敷使用,治安环境严峻。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灰色身份”,联防队员通常经济没保障、职业没前途、社会声誉极差。像杨喜利这么明火执仗的极为罕见,但狐假虎威、敲诈勒索,搞“灰色收入”的并不鲜见。久而久之,还引发了“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在一些地方因为“好人”不愿意进,难免就会有像杨喜利这样低素质的人混入联防队。
所以,需要客观看待“联防队”的存在,然后在制度上严格准入,财政上充足保障,让联防队员个人有晋升空间,才能彻底改变其社会形象,避免悲剧重演。
□袁伊文(法律工作者)
' />又是“临时工”!好像一出事,有关部门就会立马祭出“临时工”来明哲保身。先解聘、再声明、继而整顿队伍,如此一推六二五,果真能摆脱干系吗?不客气点说,“死罪能免、活罪难逃”,聘用临时工的用人单位至少要负三点责任。
一要负“失察”之责。一些“临时工”素质低下,粗暴执法,甚至是知法犯法,显然要归咎于用工单位在招聘时没有严把准入关。比如深圳这名涉案联防队员,经常酗酒滋事,还“打跑了几个老婆”,如此品行不端的社会闲散人员,用人单位居然也为之“敞开大门”。为了“工作需要”,不分优劣都往篮子里拣,必定会造成“人员混杂、体系混乱”。
二要负“失律”之责。就算“临时工”先天素质不达标,用人单位也应该进行后天的法制培训,方才符合“同工同酬同管理”的用工要求。而有关单位一没有入职训诫、二没有约法三章,就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和管理权限交给“临时工”,而且是“用人不疑”,对“临时工”的所作所为从不加以约束。就拿深圳这位临聘联防队员来讲,隔三差五去打砸电器维修店,“多次被投诉”,联防队竟然不管不究,这心放得未免也太宽了吧?
三要负“失脱”之责。对于“临时工”的辞退也未做到善始善终。深圳这名临聘联防队员被辞退时,既未追回制服和工作工具,也未发放解聘公告,单方面解除合同就算了事了。并且任由联防队员着制服、持警棍到日常巡逻场所继续“执法”,最终酿成悲剧,难道用工单位就能撇清干系吗?恐怕法律不会答应。
如果再深入一点追究,深圳宝安区联防队还要负“渎职”责。早在2004年,公安部就要求各地开展治安员队伍聘用人员专项清理行动,2005年以后不再招聘治安员,2008年以后不得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对联防制度显然是“清而不退”,这又当何讲?
好在法律并不糊涂,不仅对涉案队员绳之以法,而且对当地联防队课以重罚。但是法律再公正,也要靠只能职能部门执行,如果有关部门不接受教训,依旧不管不律“临时工”,并且把“临时工“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和工具,那么深圳悲剧还会上演。
' />光天化日之下,竟发生如此惨剧,行凶的联防队员丧心病狂至此,闻者都会义愤填膺,但在当时的事发现场,被害人的丈夫却躲在一旁,任由恶人侮辱其妻,不会报警也不知反抗,只知在一旁黯然落泪,即便是在事发之后,也是畏畏缩缩,受制于行凶者家人的淫威之下,窝囊至此,夫复何言。都说士可杀不可辱,更何况还是当面侮辱自己的妻子,这是多大的奇耻大辱呀。北宋徽宗年间,时任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官的林冲,年轻有为,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林冲与林娘子恩爱有加,岂奈卷入高俅父子纷争,尤其是在其娘子遭遇高衙内猥亵之后,也会怒发冲冠为尊严而战,哪怕要放下官爵,从此走上梁山。
杨武,这个自称最窝囊的男人是如何练成的呢?不可否认,这是位身材矮小、瘦弱无力的男人,但身材的孱弱能成为其“最窝囊男人”的全部注解吗?翻看人类进化史,无序的原始社会之所以能朝着规则社会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在丛林法则中,人们发现在恶劣的弱肉强食竞争中,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于是便有了权利的让渡,有了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公权力的诞生,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会规则。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在权利至上的呼声中,澳门黄金城:人的权利得到一次又一次的解放,但为何在杨武身上的悲剧,我们依然看到吃人的丛林法则呢?这样的穷凶极恶者是如何进入联防队伍的呢?行凶者已经不是第一次耍横了,为何没有得到严厉的制止呢?为何他会认为跟警察是铁哥们呢?一连串的疑问直指旨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公权力的缺位。
从记者的采访中可以看出,孱弱的杨武在强悍的暴力面前已经瑟瑟发抖,这样的长期忍受固然与其柔弱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救济渠道的缺失,当其遭遇外来的欺凌时,正是找不到有力而且有保障的保护,塑造了其越发孱弱的个性,学会了忍气吞声,哪怕是这样的奇耻大辱。那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道出了多少人间心酸,也映衬了权利几多孱弱。
有人责难杨武为何不用暴力反抗?不妨我们再假设当时忍无可忍的杨武反抗了,“拿着刀把他(行凶者)给宰了”,接下来发生的,可能是行凶者被伤甚至被杀,杨武妻子免被伤害,而杨武也将为自己的“反抗”付出代价,这能算是杨武的胜利吗?如果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再强大的个人,也会成为最终的失败者。
杨武的窝囊,映衬出权利的孱弱,所要反思的是权利如何变得如此孱弱,而权力却可以变得轻易置身事外,居然搬出一个“临时工”的理由,除了表示同情,竟“无可奈何”。
' />的确,杨武可以算是史上最窝囊的男人,联防队员来了,自己躲进杂物间,几乎听见妻子被强暴的全过程,事后虽表示曾想过冲出去,但为了生活,只能忍声吞气,一小时后才敢报警……任何细节的注脚,都写满了杨武的窝囊与懦弱。这直接导致的结局是——打人者更加嚣张,继续威胁杨武,要其撤诉,而妻子则受伤在家无钱医治。
可以说,这是一起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始作俑者,自然是联防队员的霸道与嚣张,但背后,杨武的懦弱,也为这样的一种嚣张,增添了更多的勇气。很多人在骂杨武,也有不少人在同情他,认为即便杨武再威猛,在这样的联防队员下,其作用微乎其微,如普通人之于拆迁大队。
其实,我要表达的态度是,杨武值不值得同情,这并不是关键。事件发生后,自始至终,杨武都没有任何的身体伤害,他的懦弱换来了自己的安全,却带来了一个家庭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此案中,最需要质问的是,为何想杨喜利这样的人,也能做联防队员?他有无经过考核,有无最起码的评估,还是所谓的关系户?同时,必须发问的是,既然杨喜利有诸多前科,每次喝酒之后便是打人,谁反抗打得更凶,甚至连妻子都打跑了,这么多前科的履历上,杨喜利又如何能一直呆在联防队伍的阵容中呢?没人管么?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么?
遗憾的是,如今似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猜中其中的细节。如这次,杨喜利依然被解释为外聘人员,这意味着,杨喜利还是临时工,只不过,人家是“资深临时工”而已。甚至其队长也表示,他早被解聘了,只是找不到人,一直未签罢了。这再次印证了一个铁的规律,出事的都是临时工,正式职工都是好的。这种辩词之末,谁都知道所谓的“司马昭之心”——无非是替罪羊而已,推卸自身的责任。
这一次,唯一不同的是,有了开放与先进的传播媒介,联防队员打人强暴事件瞬间点燃公众的愤怒,也成为一起公众事件。任何的公共事件,往往因为其独特的社会关注力,而更加接近公平与正义的天枰,那么此次公众的关注,能否成为杨武一家人命运的转机么?这值得期待。
但在此次事件中,一个必须重复的常识是,我们越是逆来顺受,越是不敢反抗,非法之徒便会愈加嚣张。试想,假如杨武能早点反抗,在一开始便报警了,即便民警真的和杨喜利称兄道弟,但在群众围观之下,民警处理此事也必然会以息事宁人的态度,何以酿成如今这般悲剧呢?
我们必须重拾起常识,该争的一定要争,看似是为个人,其实是在一个弱势群体的共同体。如果每个人都愤怒了,都去争了,发生在杨武身上的悲剧,或许便不可能诞生。也唯有每个人都去争,而非一味地“忍气吞声”,才能倒逼公平正义的到来,才能倒逼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机制的形成。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早就说过,如今这话用在杨武身上,放在诸多和杨武一般忍气吞声的人身上,依然使用。在民主意识觉醒的当下,仍旧有这么多杨武一样的人,这更值得反思。
' />看到自己的老婆被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作为丈夫,却只能窝在杂物间里默不作声,这简直是比沈从文小说《丈夫》里,那个眼睁睁看妻子卖笑,却只能躲在船舱里的丈夫还要窝囊。
套用鲁迅的一句话,对这个丈夫真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诚如有网友所说,哪怕他冲到街上大喊一声,叫来邻居和警察,妻子也不会遭此侮辱。可回过头来想想,丈夫杨武也的确有他的无奈。
首先,他是被打怕了。杨喜利屡次殴打杨武,可从来没人来管。杨武不敢报警,因为杨喜利扬言,他与警察是铁哥们,报警也没用。在我们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在权力无从监管、法律无法直达救济者身边成为他们坚强后盾的情况下,杨武所言不虚。
其次,他出门呼喊可能日后惹来更大麻烦。警察和邻居们当时会赶来解围,可谁也不敢保证日后杨喜利不来打击报复呢?从杨武报案后,杨喜利一家不断登门骚扰、恐吓等行为不难判断,倘若当时杨武去搬“救兵”,日后绝被报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杨武一家的遭遇,可以看到诸多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哀。他们无权无势,遇到事情往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面对手握权力者的蛮横、欺侮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只是杨武这件事更具典型性罢了。
反思杨武妻子王娟遇到的这一悲剧,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联防队员这一群体。联防队员是对警力不足的有效补充,在警察的组织、带领下开展预防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他们虽说既没有侦查权、审讯权、处罚权,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可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联防队员除了编制与警察不同,行使的权力和警察并无二致。
但是,由于联防队员没有经过专门训练,职业素质比警察差了一大截,导致他们执法水平不高;同时,又由于联防队员组织松散、没有正式的编辑,工资低、升职加薪无望,又导致他们情绪低落、生存压力大,这两方面的原因直接促使许多联防队员在日常处理工作的过程中,面对比他们更弱的人群,极易出现执法粗暴、态度蛮横的问题。
2007年,我所就读的大学失盗,同学半夜报案,出警的就是一群酒气熏天的联防队员。出警现场,联防队员们不仅没有解决问题,相反,因推搡同学与大家产生新的纠纷;2010年,单位发行车司机半夜回家停车,被几个联防队员误当成小偷被狠打了一顿。
联防队员杨喜利的行为,并不是孤例,只是由于他的行为更加极端、残暴,杨武又是如此怯弱无能,才制造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丑闻。可是,倘若我们的法制足够健全,对联防队员的管理更加合理、有效,王娟何至于被凌辱至此?造成她个人悲剧的并不是她那个“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还有比她丈夫更加“疲软”的法律与松散的联防管理制度。
' />当重新审视这起悲剧,就会发现它在挑战公众对于生活的底线想象:在现代秩序社会里,明火执仗、私闯民宅、强奸施暴,大行其道。而最具悲剧色彩的是:本该守望相助的丈夫,在妻子遭遇到最不能容忍的羞辱时,竟成了沉默无助的羔羊。
然而,那些不能被表达的“守望相助”,就真的只是杨武一个人的罪与罚吗?或许这里更有一个生活于底层的外地人的“固化性无奈”:杨武来自安徽阜阳,开一家修理电器的小店,每月收入1000多元。这样困窘的生活底色,注定他“无钱医治受伤的妻子”,也注定他要做一个“懦弱的人”:不仅日子过得紧巴,也需要“能忍则忍”。
正因如此,较之这起“众目睽睽”下的强奸案,真正应审问的是暴戾发生的“无所忌惮”,关注点更应指向“联防队员”的身份标签:身负着维持当地街道居民安全之责的联防队员“杨喜利们”,为何一直以来都是“脾气暴躁,经常打人砸车,没人敢管”?为何杨武经常被他们所打,小店东西经常被砸?与其说强奸是一个丈夫懦弱导致的悲剧,不如说它是僭越的联防队员权力结出的恶果。
城市治安联防队伍的出现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在特定背景下,它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可伴随着当下城市管理法制化趋势,联防队伍越来越呈现出其本身的缺陷:一方面,他们“妾身未明”,群众色彩浓厚,却又拥有着无约束的执法权;另一方面,一些管理机构依然习惯这样“执法队伍”的存在,并未去思考他们的权力如何被“关在笼子里”?
超越法律意义的存在,行政权力的习惯性无视,城市治安联防队伍不正常、僭越的生存状态,自然就催生了其队员种种不合理的执法举动或曰常态:准入门槛低、好勇斗狠,利益寻租……我无意去铺陈当下城市治安联防队伍呈现出的弊端,不过显然的是,一起强奸案已以血色反证出其极差的公共形象,也验证了不加约束的权力稍加纵容便会衍生出何等可怕的后果。
“他们中的一个人死去,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死去”,同样,他们中的一个人受辱,也就是我们所有人蒙羞——所有的人,都必须生活在可被保障的安全中,这也是温情脉脉的夫妻间“相互守助”不被吞噬的理由——我们必须继续追问:法治如何得到遵守?失范的权力如何得到约束?安全的意义如何被管理安全者合理地兑现?
' />民宅内,女子被基层联防队员施暴、强奸,发生于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这起事件令人发指。
虽然舆论有不少声音指责丈夫杨武懦弱,但不论其当晚的表现如何,这一事件的主要事实是联防队员闯入民宅殴打并强奸妇女。目光应盯住关键问题:三名行凶男子是否均为联防队员;事发时他们是否在上班期间,他们这么做是否出于基层干部授意;社区警务室与案发现场仅隔10米,为何暴行持续一小时却无人出面阻拦。必须搞清楚这些问题,以还原事件前因后果,进而追惩相关人员,为受害者讨回正义。
值得注意的是,杨喜利闯入杨武家时叫嚷着“老子要弄死你们”,而杨武也一度以为“这次会和以往一样,被打几下,被砸些东西,等杨喜利发泄完就好了”。这表明,杨喜利很可能并非借酒发疯,而是素来如此,或者他与杨武家有过节,这才导致又一次兽性大发。既然杨喜利施暴强奸等犯罪事实确凿,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裁决与惩罚。目前还需要厘清的问题是,杨喜利所犯罪行背后是否具有一些背景,当地社区应对此承担何种责任。
即便当晚发生的暴行乃杨喜利个人所为,但他闯入民宅时手持钢管警棍,又曾明确表示工作身份,这都说明,社区对其所作所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地除一味撇清责任,还特意说明,事发前社区已对他作出解除合同决定,只是因为找不到人,制服、警棍才没收回来,他本人也才没有签收解聘通知。所谓找不到人、“提前”解聘,这些理由不仅苍白无力,反倒让人怀疑社区是否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事实是,只要杨喜利仍在联防队,不管他是临时工还是“解聘未遂”人员,社区都必须为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欺凌百姓负责,并积极配合司法部门以及做好相关善后工作。
许多热点事件中,有关方面都祭出“临时工”论,这早已让公众产生审丑疲劳。实际上,施暴者即使是临时工,也根本减轻不了相关部门的责任,“解聘未遂”之说同样难以掩盖基层暴力频现的事实。许多地方基层联防队员素质良莠不齐,平日作威作福、鱼肉乡里。这些人不仅成为老百姓眼里的害群之马,而且严重破坏了公权形象。在这种背景下,一旦发现联防队员做出违法行为,基层机构更不该刻意袒护或逃避责任,而应积极果断应对,坚决查处,将其清除出基层治安队伍,这样才能避免激化矛盾。
' />这是一幕什么样的悲剧?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29岁的安徽人王娟,被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毒打强奸。王娟的丈夫杨武就躲在几米外,眼睁睁看着妻子遭此横祸,却不敢作声,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据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对妻子、对家庭的责任,不管自己处于何种境地,不管对方多么威武强大。从这一点来说,杨武确实如其自己所说,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但这里依然要提醒的是,在指责杨武窝囊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其背后的原因。
社会是多元的,人的个性是有差异的,任何一个社会既有勇武之士,也必定有窝囊之人。但一个健康的社会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够给公民提供全方面的保护。也就是说,一个健康的社会能够“让无力者有力”,能够让一个窝囊的人免于被欺凌。当社会具备这样的机能时,一个窝囊的人也会逐渐变得不窝囊起来,他会敢于用法律保护自己,他会敢于争取合法的权益;一个粗暴的人也会逐渐变得温柔起来,他会忌惮法律和社会的强制力,会尊重窝囊者的合法权利。
但在杨武窝囊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某种“病躯”。宝安警方回应称,殴打强奸王娟的歹徒确实是西乡街道办径背社区的联防队员,而径背社区治安办负责辖区治安巡逻,也协助警方办理各类案件,工资由社区发放。对于杨武这样的边缘群体来说,他们可能连联防队员和正式民警都区分不开,在他们眼里,这些联防队员穿着“准警服”,代表着法律代表着权力,他们不敢惹也惹不起。
当时杨喜利是带着两个人一起来作恶的。一个人在干坏事时,总会想到把尾巴适当藏一下,杨喜利带人施暴,这需要何等的胆量,这种胆量是哪里来的?联防队员介绍,杨喜利脾气暴躁,平时就被投诉很多,但领导“拿他没有办法”;杨武表示,杨喜利以前就经常欺负他们。一般意义上的地痞流氓恐怕也就是这个样了,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穿上“准警服”,为什么能够长期作恶?
事发之后,西乡街道径背社区又以“临时工”和已开除为由推卸责任,并称“这属于个人行为,与社区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表态,缺乏起码的自省意识。
是的,杨武很窝囊,但让窝囊者不再窝囊,是社会责任所系。仔细想来,如果社会给了杨武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信心,他会在如此大辱面前忍气吞声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窝囊丈夫”并不是可以被取笑的对象。如何让弱势者不再弱势、窝囊者不再窝囊,正是我们建立公平公正社会要努力的方向。
□乔杉(职员)
' />杨武是安徽阜阳人,10年前来深圳打工。在这个经济发达,竞争激烈的特区,对于一个靠修理电器为生,还要照顾母亲、妻子和四个子女的外地人来说,生存是何其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如此的环境下求生,他居然还屡屡受人欺负。一句“不敢惹事就一直忍着,好歹也勉强活着”透露了几多心酸和无奈。但一味地忍让和退缩无疑会让欺辱者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猖狂,歹徒竟然在自己的脸皮下强奸暴打自己的妻子却不敢施救。
杨武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窝囊、最没用的男人,七尺男儿之躯却无力去保护受辱的妻子。只能躲在角落里哭泣,眼睁睁地看着歹徒对自己的妻子施暴,甚至连报警的勇气都没有。不得不说,这种男人是世界是最可怜的,也是最可恨的。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一个男人,何以恐惧到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敢去保护,何以能忍受男人最大的屈辱,何以求助的胆量都没有?这场悲剧,是杨武的不幸,还是我们社会的不幸?
打人者杨喜利是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名联防队员。他的职责理应是配合公安民警维护治安秩序,保护群众。但他却将钢管警棍对准了要保护的弱势百姓,与他随行的另外两名联防队员不仅没有制止他的暴行,反而还去门口把风。这哪是人民的保护神,分明是恶霸流氓,是社会的渣滓,人民的敌人。
见多了世界的冷漠和对警察的不信任,担心更大的报复,杨武不敢求救。他又一次选择了沉默和忍受,“悄悄垂泪,咬着牙不敢哭出声来”。在面对犯罪份子肆意作案施暴时,杨武虽然想拿刀冲进去,杀了杨喜利。但他想到了他所肩负的责任,理性地控制了自己的冲动。但他的理性却是那样的让人不理解,让人心痛。对法律的无知让他不懂地如何去正当防卫,保护妻子,对歹徒的害怕让他不敢报警。
相对于杨喜利的恶毒与杨武的懦弱,有关单位的表现实在让人更加痛心。
杨武所在社区治安办知道杨武为人热情,乐于助人,也知道杨武经常受欺负。可他们只是在“实在看不过眼”的情况下才去驱赶欺负他的人。哪里有在履行治安之责?
径背社区负责给歹徒杨喜利发工资,应该说是歹徒的雇主。但他们却在事后表态“没有救助的义务和条件。担心刺激到对方的情绪,也没有去看望受害者”。冷漠可以至此?
径背社区治安办早就知道杨喜利脾气暴躁,乱发酒疯,打人骂人,平时就被投诉很多,并且屡教不改。但领导居然拿他没办法,无可奈何!事发后又以“临聘人员”、“事发前几天已解除合同”、“ 事发也不在上班时间,他殴打强奸别人,这属于个人行为,与社区没有任何关系”为由推脱责任。万能的“临时工”又一次出现?
杨武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如果我们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杨武也不用如此卑微地生活;如果有关部门认真履职,杨武也不会顾虑重重;如果人们都不那么冷漠,杨武也许会大声呼救;如果对害群之马的联防队员早做处理,也许悲剧不会发生;如果在此事发生后,我们不去反思,不去行动,也许还有被侮辱与被损害同胞!
' />很多网友将手中的“板转”砸给了这位丈夫,并同情那位受害的妻子。他们认为,正是有了这样懦弱无能的丈夫,才有了这样的悲剧。如果丈夫当时能够站出来反抗,或许就不会出现这种结果。这样的道德批判很熟悉,有些鲁迅笔下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
一个人,在暴力面前,不反抗跑去躲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弱者行为,不管是身体上的弱(打不过别人),还是心理上的弱(不敢对抗暴力),还是出于深深的恐惧与绝望使然。有同情心正义感的人们,天生厌恶邪恶与暴力,很多人更希望看到的结果是,在暴力面前,出现的是有反抗精神的斗士,而不是软弱妥协的弱者。但这却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可能有勇气超人的斗士,可能也有多数选择性反抗的普通人,还可能有胆小怕事,容易懦弱绝望性格的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表现不同。
新闻说,这名地痞以前就经常欺负他,打骂砸东西进行羞辱已经很常见。所以,妻子被殴打强奸,只不过是对他的迫害在变本加厉。由此来看,这名丈夫何尝不是受害者?在一个治安失秩的地方,才会有这些恶霸流氓们敢一次次去羞辱这些外乡人,
现在,一个本来就心智与生活技能很弱的人,现在除了受到恶霸们的欺压,还受到道德家们一边倒的炮轰羞辱。这种二次施虐,何其残忍而冷血,难道这样就能让人高尚起来吗?我是怀疑的。因为他们显然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暴力与邪恶,那些凶恶的犯罪者才是我们共同的真正敌人,而绝不是那些受害人,不管他是刚强还是懦弱,不管他是反抗还是放弃了反抗。
我们可以不喜欢懦弱的人,但请尽量不去羞辱他们。尤其是,在他遇到这样一种不幸,遍体鳞伤的时候;在他现在依然还受到不公待遇,以及犯罪嫌疑人家属威胁与加害的时候;在他现在一家人没有经济来源,看不起病的危机时候。您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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