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6月27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1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部分地方的债务偿还对土地出让收入依赖较大。（6月27日新华网）

此前有报道说，由财政部牵头制定的澳门黄金城：“地方融资平台相关监管意见”，部分条款受到地方政府的抵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公开否认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爆发可能。称中国政府的资产非常多，土地是一方面，另外还有很多可变现的国有资产，一旦需要可以变现。

虽然官员否认地方债务风险有爆发可能。但是去年省市县三级政府性债务超过10万亿元，而去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只有83080亿元。财政收入不够偿还政府债务不说，有的地方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土地出让金，还会给高房价火上浇油。再说，土地出让金拿去还债了，用什么改善民生，完成保障房建设任务？尽管国家发改委明确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企业可申请发行企业债券，为保障房建设筹措资金。但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政府财力过度透支，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率已高达150%以上，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这是一个比10万亿更惊人的数据。如果不对地方举债行为进行规范、遏制，将会对地方政府信用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继财政部要求坚决制止地方财政违规担保集资以后，审计署在全面摸底的基础上，公布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为规范地方债务监管提供了依据。有利于防止地方借“十二五”开局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形成新的浪费和风险。

严格说起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并不合法。《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以财政作担保融资的做法违反了《担保法》“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的规定。

地方政府热衷举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需求不断提高，在公共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客观上推动了政府的举债需求；二是一些干部为了快出政绩、多出政绩，急功近利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顾现实条件，大肆举债，大拆大建，甚至拆迁新建小区、新修大桥打造政绩工程，造成政绩包袱。

有报道指出，在我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诸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高尔夫球场”、等政绩工程，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负债。国家级贫困县海南陵水县拟定建设10个高尔夫球场就是佐证之一。

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的招牌下，地方政府负债率过高，欠债不还，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为了还债，有的地方没有钱用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钱改善民生，还想方设法在公共服务中偷工减料，拖欠职工工资，乱收费、乱摊派。有的地方为攫取土地出让金甚至二次卖地。

但是由过度负债支撑起来的“政绩工程”为某些官员带来了“政绩资本”，甚至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在错误政绩观的主导下，一些官员为了在短时间获得立竿见影的政绩效果，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工作实效，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因此，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不仅审计署要公布地方债务家底，而且要把地方政府融资举债纳入法制轨道，对地方政府举债比例、数额进行科学界定。提高法律制度的执行力，治理地方过度负债。防止地方政府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更重要的是，要前移监管关口，给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套上法律“紧箍咒”，让官员不敢随意负债铺摊子、上项目。比如，把政府负债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强化人大监督职能，避免政府绕过人大，或者人大审批流于形式，堵上政府负债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