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对公平的侵犯对正义的吞噬。作为社会公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救济是公众最后的凭依。假如司法对犯罪行为的惩治，对正义的救赎力度，与民众预期相差甚远，后果将很难设想。

正是从这一层面讲，7月19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苏杭两名原副市长相继伏法。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依法核准死刑后，于当天被执行死刑。这两位生前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许迈永，被称作“许三多”，因为他钱多、房多、女人多；而单笔受贿金额8250万元，让姜人杰一下成“第一贪”。

从人性的角度看，任何生命的消逝，都不是一件能让人轻松谈论的话题。但在现行法律架构下，在死刑语境中，巨贪伏法，终归标示出国家整肃贪墨的决心。特别是在职务犯罪亿元案迭出的时代，不得不承认“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这种严刑峻法的震慑力，远比和风细雨的道德警示和单纯倡廉口号管用。而如果足够诚实的话，上下左右审视一圈，估计你也很难骗自己，像许迈永、姜人杰这样的巨贪伏法记是司法量刑的常态。

若参照之前《刑法》相关条款（如“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财产”），非法敛财过亿，不知该被枪毙多少回了。这么说，当然不是推崇严刑峻法，因为澳门黄金城：死刑量刑依据，乃至死刑存废问题，业界长期都存在广泛争论。这里暂不讨论这些立法方面的专业问题，只是想探究一个常识性观感——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新闻经验中，到底看到或听说过多少真正因职务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大贪巨腐？

不说涉案金额十万百万级的“小虾米”了，就是千万亿万级别的腐败大鳄，又有多少真正依法得到严惩了呢？以致一些精于世故的市井小民，每每读到某地一小吏贪污了十几万几十万，就身陷囹圄甚至丢了性命，而有些高管高官因职务犯罪造成上亿甚至数亿的财产损失，也不过获个缓刑的消息时，人们不是感喟司法威严，而是惯性地发散联想——猜测小官是不是不会“做人”的倒霉蛋，或是官场斗争的“牺牲品”、属于被推出顶缸的“替罪羊”。于是借用《盗梦空间》的经典台词感慨——做梦也要做大的！

就是说贪腐索性贪到极致，反正几十万也是死刑，没准敛财数亿时，自身“能量”就能抵消司法约束一样；做官当然也要做大的，似乎到了一定级别，判刑都会碰到缓刑，不致送命。这样的“世俗智慧”，无疑是法治信仰的最大天敌。当场外的以此看热闹，场内的以此为厚黑准则，边腐边升，职务犯罪呈上升之势，而司法量刑又过于宽松疲软，那么这样的社会环境、官场生态就不能说是良性的了，公共利益就难免受损。

数据为证，最高法数据显示，与2008年相比，2010年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上升了7.2%，反腐形势仍不容乐观；还表示这几年存在自首立功情节被滥用、适用缓免刑频率比较高的情况。正因量刑偏软，致使一些官员有恃无恐。幸好最高法同时表示，将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职务犯罪减免刑需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判死刑，绝不手软。在许迈永、姜人杰双双伏法的语境下审视此言，或能极大凝聚社会的反腐信心。以执法必严为基本准则，以真正公正的量刑来狙击呈上升态势的职务犯罪，显然是眼下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