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如田副院长所言的“骑虎难下”，关涉的无非是判案法官们该如何看待舆论监督、如何对待民意反馈的问题；而所谓的“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死刑”，也不过是一个臆想出来的伪命题。毕竟狂欢，只能是遂愿以后的行动表示；给不给狂欢的机会，端视法官们的自由裁量权而定。田副院长大概把原本案件判决就需要吸收社会意见的正常程序，“习惯性”地抛诸脑后了，才将民意的正常表达，夸大成亿万民众皆曰可杀的滔天之怒。不是吗？！

就具体案情而言，李昌奎作案之凶残，对照其逃亡5天后的无奈自首，是否足以免死，应该说，云南高院的法官们与公众的常理认知也确实大相径庭。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农村男子，因提亲遭拒就衔恨将女方奸杀，然后又丧心病狂将3岁幼童猛撞门框致死，这样连索两命的暴虐，在“保护人权、人性”的适用范围之列吗？又怎么会与“少杀”“慎杀”的现代理念挂钩？最高法院确曾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发的故意杀人犯罪，慎用死刑，但少杀、慎杀绝不等于不杀，对此不可做机械教条理解。以上述的情形而言，判决其死刑，应是顺理成章，怎么就成了“冷漠”和“玷污法律”了呢？

“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死刑”的网络暴力当防，但以东郭方式宽纵应死之人，更当戒。拿为抵触民意“渗透”而虚构出来的伪命题，为自己的工作搪塞辩解，属于色厉内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