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确定的是，乡村出现的民工荒一时很难改观。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有关。何为“新生代农民工”？坊间的定义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这一特征就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有明显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愁渐渐淡薄，他们对故土有疏离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已经与市民差异不大，他们对城市有认同感，强烈渴盼融合城市，成为新市民。换言之，他们不愿意回到乡村，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或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由于年事逐渐走高，已经无法承担高强度的乡村劳作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要想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面临着一系列制度性掣肘，好在去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澳门黄金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出现，备受好评，值得激赏，但由此便也带来一个问题，即何以缓解乡村中的用工荒？

“自己都缺人，哪里还能大规模组织人员外出打工？”一名西部官员如是说。我们还看到，当下，一些西部的就业部门正在劝说外出打工者“帮助家乡建设”，而不再主动宣传、组织人员外出打工。种种迹象表明，这样做或可缓解当地、乡村的用工荒。问题是，如果不让农民外出打工，当地能提供得起体面的待遇吗？笔者认为，当前，相关部门应该关注城市民工荒和乡村用工荒了，农民无论是留守在家还是外出打工，都应该保持他们体面就业、尊严生活，并且应采取措施，平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用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