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狱中自述：不是诗人是游子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2011-08-09 编辑：唐丽萍

每一代华人导演都有自己的武侠梦，她的核心始终是：用最勇敢的方式单枪匹马与不仁义的世界、与不仁义的人、与自己内心不仁义的一面战斗(所谓好莱坞电影三大矛盾：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己)。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长环境和审美参照。作为我这一代人，同时深受东方儒家平衡仁爱和西方追求真理的熏陶，既尊重东方克己复礼的传统，又向往西方以人为本的精神。因此我们这代人拍的武侠动作片，注定会以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受迫于环境传统和情感的悲剧为题。解题的办法有两种：在生活的自由中绽放凋零，或者在生命的自然中获得平静。《大武生》选择了后者——每个人的生活都失败了，但生命在彻悟中胜利了。应该说全片虽然秉持了好莱坞电影的标准结构，但是终点还是回到了东方式的Norm(Norm这个词我觉得英汉字典翻的不够准确可也想不出怎么翻更好，我一直觉得它是东方文化的关键词，就像Truth是西方文化的关键词)。

整个剧本里，我最满意的是“席木兰”这个女主角。她突破了传统武侠片里女主角千人一面的“从一而终”、“单纯不谙世事”“闯祸”的模式，她自由、成熟、勇敢面对人生的所有故事与事故，面对无一可以托付的四个男人，面对凌乱的爱与别离，坦然坚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无论爱恨，男人都是客人，无论年纪，男人都是孩子。这个人物其实就是今天的现代女性。把她放到民国上海的背景中绽放，是我在几乎所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想清楚地知道她到底爱谁以及爱的原因——坚持下来的，我坚持女人不应该知道这两件事。我有我内心深处不能磨灭的情愫：男人柔软，女人坚强。所以在我的电影里，《那时花开》是一个女人选择两个男人，《我心飞翔》是一个女人选择三个男人，《大武生》是一个女人选择四个男人。所以在这部戏里，我向好莱坞的男人标准(英雄与信仰)做了妥协，但坚持了我对女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