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是“父债子偿”的游戏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2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社会信用丧失，就像收费站林立的高速公路，也会为通达的人际交往横生出无妄成本。尽管蓝皮书的结论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还有一些质疑——而环顾我们身边的生活，这个调查结论却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公众的切身感受。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去饭馆总担心地沟油，买牛奶又害怕日期造假……信任链条溃坏，烦恼无处不在。

中国社会信任缺失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上的纠结，还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醒世恒言，都表征着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信任建设的步子拖沓迟滞。然而面对这样的现实，却有两种习惯性的误读，左右着我们对社会信任的认识：一是将社会信任缺失归结为人类风险意识的提高。此类神一般的结论固然不无道理，但显然难逃将悲剧喜剧化处理的嫌疑。失信，不管怎样辩驳，终究是可耻的事情，起码是值得警惕的。就像每次公共事件不能总是以“领导高度重视”收尾一样，社会失信问题，恐怕也不能一贯读出社会风险意识勃兴的喜悦。

二是动辄以制度建设推托。一提到社会失信，制度当然是逻辑上的主因。但信用制度，显然又是宏大飘渺的“系统工程”，就像雾霾治理，处处都应该着力的结果，就是处处都不给力。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相较于虚幻的制度，一边对社会信任怨天尤人、一边又干着残害公信的勾当，这恐怕恰恰是大多义愤填膺者的写照。制度固然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同样，还有很多问题不是制度能解决得了的。在我们慨叹人心不古时，难道过往的社会制度更完备？

有一个常识在我们探讨社会信任水平时经常被忽略：如同一碗水，信任是定量，一旦消耗殆尽、甚至无尽透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今天的诸多不信任，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恰恰是我们数十年来轻贱公信、透支信任的必然结果。只不过，社会信任是一种“父债子还”的游戏，我们面对的这个失信的世界，是自己或上辈人带来的结果，等到信任债务清偿完毕，制度之上的信任才会“生还”。

基于信任之上的种种美好，恰如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正视失信的现实，不做社会信任的破坏者与戕害者，不做社会信任的埋怨者与抒情者，多一份实诚与“傻气”，少一些市侩与“精明”，等制度到位的时候，社会信任才不至于仍旧“重债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