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亟需“信绩考核”

“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发布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2月17日《中国青年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社会之中，公众之间，尽管早已有了“不信陌生人”的切身感受，而调研之后，报告之下，许多人恐怕仍会大吃一惊：啥！这个“不信比例”居然已达七成之高？且不说一个基于7个城市不到2000份样本的调查结论，是否能客观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状况；但相信不少人如我一样，会认同蓝皮书揭示的问题，绝不是危言耸听或夸大其辞。

止滑信任危机，提振社会信任，看起来又是一个“人人有责”的社会问题，而透过现象观实质，我却以为它同样是个“政绩问题”。近些年来，在局部地区和一定范围，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的日益走低，以及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不信任程度的渐趋加深，无不映衬着监管透明不够、执法打击失严，乃至一些政府官员不作为、乱作为或是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权力失信”。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下，希冀社会信任还能“远离污浊”、“一枝独秀”，只能是缘木求鱼、异想天开了。

不管什么时候，社会信任的核心，首先是公权力的高度可信。假如“有毒食品”防不胜防，“虚假慈善”欺诓民众，或是助人为乐常惹官司，特权享受触目皆是，试问“民信指数”何能“奇葩”一朵、独善其身？正如有关专家所言，“诚信讲的是道德问题，而信任是中性的事实判断；不应简单地把社会信任问题归结为社会道德滑坡或民众素质低，更要看到社会信任下降主要是由于人们的信任风险提高了。”

走笔至此，自然有所启迪，提振社会信任须应强化“信绩考核”。换言之，对于一个地方、一位官员的考核考量，无妨试行先问“信绩”、再看政绩。“信绩”较之政绩更为重要，就好比可口可乐的企业厂房哪怕一夜烧光，凭着其深入人心的“品牌价值”，很快便能恢复元气。相反，一个“信绩”寥寥、或是乏“信”可陈的政绩，却完全有可能是注重“短期效益”的产物，甚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政绩越显耀，隐患越丛生。

提振社会信任要把“信绩”当政绩，其实也与 澳门黄金城：总书记“要重用不玩虚招的干部”之用人观相切合——说到底，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肯定只是那些在公众心目中言行一致、“信绩”突出的干部。而人们当然也深信，这样的干部越受重用，其政绩的“信绩含量”也会越高，进而对社会信任带来的示范引导作用，必会明显有效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