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开学时，广东的中小学校长们的办公桌上“例牌”又会出现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澳门黄金城：“学生减负”的红头文件。校长坦言，之所以年年发，皆因年年做不到。与之相对的，就是近期频频涌现的“短命”政令：只执行了9天的江门“禁狗令”、8天即被叫停的“征收房产加名税”；还有近期屡屡出台又“落不了地”的行政令：“挂号不超10分钟”，“关舱门半小时内必须起飞”……政令频出，却落得个朝令夕改，或“执行不了”的尴尬。专家指出，政令要慎出，与其让政令“走过场”伤己伤众，不如承担让老百姓催促解决的时间压力。（9月4日羊城晚报）

在当前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政府灵活的制定各种政策，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解决社会问题，无疑是政府提高行政能力，重视民意的表现。但政策制定的“速度”必须以政策制定的合理性为前提。不具有合理性的政策，制定的速度越快，执行的速度越快，带来的损失就越大。并且，政策制定的不合理，没经过实际调查，不具有现实基础，还可能使政策的执行“瘫痪”，既浪费了资源，又损害了政策的公信力。

是什么让政策制定不合理，最好不得不在群众的呼声中修改呢？其一，时间的仓促，让政策制定缺乏必要的实际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缺乏必要调查的政策是闭门造车，造成失误在所难免；其二，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缺乏对民意的掌握。政策制定的部门，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但仅仅依赖专业知识，而不对民意进行了解，最终可能因民众的反对使政策流产。

毫无疑问，政策制定的灵活性，与法律相比，是其优势。但是政策变动太快，让老百姓感觉到无所适从，有损政策的公信力。很可能，即使是制定出很好的政策，科学合理，能够惠民，但因为公众的对其不信任，拒不执行，或者敷衍塞责，也就有了可能。毕竟，很多公众认为，在形势不明朗，政策说不定十天八天之后又会改变的时候，“静观其变”往往成为理性的策略。然而这种“静观其变”，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增加了社会上的不信任。

因为，政策的制定，要有快有慢，不能急于求成。在政策制定前，多走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多问政于民，倾听民声，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才能让政策既惠民，又提高政府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