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舆论围绕“中国首善”陈光标有一些激烈的争议。对陈光标先生本人，我素无了解，不敢妄评。不过，对“挺陈派”的一些观点，我倒是有话想说。“挺陈派”有两种常见的支持意见，其一是：不要管别人的钱来路如何，只要他捐了就是好事。某位著名的电影导演甚至说出这样的话：“就是黑社会，能把黑钱捐给穷人，也是干了件好事。”其二是：捐钱的人比不捐钱的人道德更高尚，多捐的比少捐的道德更高尚。一些挺陈派常说：你批评陈光标，你捐了吗？捐得有陈先生多吗？不够多，你就没资格批评陈先生。
“捐钱不问来路”和“多捐比少捐高尚”，这两种道德判断，很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一条等于是承认：一个抢劫犯只要把抢来的钱捐出来一部分，也算是干了件好事。如果再加上第二条，结论就会是，这个抢劫犯案子作得越大，钱捐得越多，他就越发人格高尚。推到极致，就会出现如下谬论：一个人只要抢得够狠，把大家财产全部夺走，再返还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给大家提供一点免费早餐免费住房什么的，那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善人了。
为什么这样难以自圆其说的道德观，会非常流行，以至于被很多“挺陈派”不假思索地接受呢？我以为，这要归咎于当代中国在社会道德上的急于求成。我把它称之为“道德大跃进”。一个健康的社会里，道德观应当是根植于悠久的社会风俗和个人良心，有很深的根基和历史积淀。中国的情况却很扭曲。自近代以来，传统的道德观就被丢弃得差不多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所谓“政治运动”，导致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多管闲事，动摇了整个社会公德基础。于是当时大力号召大家“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其实雷锋做过什么“好事”呢？无非是扶老携幼、在公交车上给人让座等等，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每个人在幼儿园就应该学会的东西(所以很多头次出国的人都会感叹：在国外人人都是雷锋)。雷锋居然成了全社会道德典范，可见当时公众平均道德水平沦丧到了什么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