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此激进的“禁童丐”手段，实际也并不存在，包括于建嵘教授的立法建议中，也没有这些内容。于教授主张加重现行的《刑法》中的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等罪的量刑，并没有将“父母带子女乞讨”作泛刑罚化处理。相反，他主张由国务院统筹协调，建立长效机制；在救助方面，民间的NGO应积极介入，李连杰的壹基金也打算成立“儿童救助专项基金”。童丐，不会因为法律的禁止而自动消失，全社会的关爱却能让他们的数量减少。

这次公民行动的初衷，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而不是希望唤醒利维坦巨兽。在这个问题上，各方没有矛盾；争议的核心无非是具体措施的缓急。所以，宝贵的舆论空间，没有必要浪费在细枝末节的无谓争论上。我们应相信社会进步的力量，并以各自的方式共同为之努力，这才是公民行动的意义所在：君子和而不同。首先，公民行动有助于倒逼相关职能部门更“给力”，包括完善义务教育、救济残疾儿童、严打拐卖犯罪以及建立国家级寻子系统等等。同时，问题的解决需要民间力量的积极配合和介入，包括热心公民“随手拍照”、成熟NGO的参与和技术支持等。

国人每每惊羡于外国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之完善：父母不尽责任，警察可以介入，追究法律责任；孩子会被带到福利机关，得到妥善照顾。这一切使儿童辍学、被拐卖、被迫行乞成为不可能。

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走，就永远停在原地；走，就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只要我们坚守法治、坚守尊重现实的共识，一起努力，声音未必整齐，但一定会在“力的平行四边形”机制下，向共同的愿景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