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1日起，《最高人民检察院澳门黄金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开始实施。新规定取消原来录入和查询范围的限制，由建设、金融、医药卫生、教育、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人民日报》9月13日)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范围从以往的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意味着，今后一切行贿犯罪记录都将被“全覆盖”录入检察机关的查询系统，以供社会查询。这样一个重要改进，无疑有利于提升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的制度功效，强化其“加大贿赂犯罪成本，警示和震慑犯罪”以及“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促进市场竞争规范有序”的作用。毕竟，无论是哪个领域，作为一种非法的、破坏公平规则行为的行贿，都理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严肃对待。

其实，就上述社会作用和价值的进一步充分发挥而言，目前我们的行贿查询制度(俗称的“行贿黑名单”)，还可以有更多方面和角度的扩大或者说延伸。比如，扩大行贿行为的录入内容门槛——— 将目前仅局限于“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决、裁定”的行贿犯罪，进一步延伸至其他一切虽不构成犯罪但证据确凿的行贿行为，也就是将现行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扩展为“行贿档案查询”。

我们知道，囿于种种制度限制和现实原因——— 比如，受贿犯罪和行贿犯罪立案标准的差距悬殊(同样的贿赂金额，对于受贿人可以构成犯罪，但对于行贿人则往往不够成犯罪)、查证受贿犯罪常常需要行贿人作“污点证人”等，在现实的贿赂案件查处过程中，原本相互伴生的受贿和行贿犯罪，往往得不到同比例查处和犯罪认定——— 受贿案件的数量总是远远多于行贿案件。

这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贿赂案件中的行贿人，其行贿行为虽然已被查实、确认，但不一定会按行贿罪立案，也不一定会被判有罪。如此一来，“行贿犯罪档案”可供查询的内容势必大大“缩水”——— 大量行贿人无法进入“黑名单”。而这种“缩水”，显然最终又会影响“行贿黑名单”的反腐功效。据最早实行“行贿黑名单”制度的宁波北仑区检察院介绍，黑名单查询从最初热闹的“排队查询”逐渐蜕变为十分冷清的“查询者寥寥无几”———“很多单位其实并非不想查，不愿查，而是查不到”，因为“每年法院判决的行贿罪本身就少，很多行贿人因为具有从轻或者减轻的情节，并没有被判刑，这就使很多行贿人漏网了”。

此外，现行的行贿档案查询制度，也有必要从“查询的便利性、可及性”的角度考虑进一步的扩大和开放。首先，应扩大这一查询制度在检察系统内部信息共享的程度，尽快实现全国联网、异地查询。如一个公司在甲地行贿被当地记录，但如果到了乙地，行贿信息却无法查询，其打击行贿的作用必将大打折扣。同时，也要扩大和开放这一查询制度与其他相关部门(如工商税务部门、银行征信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联网互通。显然，如果没有信息共享和联网互通，某企业即使因行贿被纳入了“黑名单”，其他部门却并不知情，改头换面再注册一家新公司就会变得很方便容易，最终也就很难起到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