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长沙湘和化工厂长期镉污染，严重伤害村民的生命健康，当地民众数月来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最终在7月30日上街抗议。事件发生后，长沙市县两级政府采取措施，及时成立了镉污染事件处置工作指挥部，决定永久关闭湘和化工厂，并对周边群众进行补助，对周边污染进行详细调查。负有直接责任的工厂法人代表已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

肇事企业湘和化工厂自2004年4月以来，未经审批建设炼铟生产线，导致镉污染，直到2009年4月才被迫停产。其间，当地村民不断反映其饮用水安全问题，包括上访、媒体报道、网络发帖、邀请环保部门进行水样检测，甚至动员当地学生给市长写公开信，但事态未能以这些缓和方式得到解决，直到最终上级督办，当地环保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停职，这起旷日持久的环境事件才进入解决程序。

事件以如此突兀的方式终结，值得深思的地方很多。环境污染事件不同于别的社会公共事件，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提供了众多着手解决的机会。最重要的是，环境污染监测是一门科学，有国家法定的监测标准。这就使环境污染事件中的复杂利益博弈，并不是全无底线的各方争斗。超标就是超标，污染就是污染，它不随企业大小、权力高低而失去其客观性。因而，环保部门要僭越环境监测的科学性，从中立的公共管理者角色脱位，首先就意味着环境科学监测的扭曲，然后才是对公共职责的背叛。

浏阳镉污染事件中，这家污染企业违规生产长达六年之久。厂区周围树林大片枯死，村民相继出现全身无力、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症状，但始终未能得到重视。如此明显的污染症候，却未能撼动当地环保部门的所谓科学监测。浏阳市环保局在今年3月的举报回复中，承认该厂有违规，但否认镉污染，并称只有工厂里不注意防护的工人可能会镉超标。而当地政府要求环保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作一些宣传资料，让老百姓对铅中毒和镉中毒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认识，让他们在心理上克服恐惧心理”。

但是，戏剧性的结果仅仅在五个月后就出现了。处置此次污染维权事件的官方材料认定，“省市环境监测部门的监测结果和专家调查咨询意见认为，化工厂是该区域镉污染的直接来源，非法生产过程中造成多途径的镉污染，是此次区域性镉污染事件的直接原因。”而污染区内民众全面体检结果，有1/6的群众镉超标。如此正反对照的监测结果，使环境监测的科学鉴定，变成了随机应变的政治鉴定。当环境监测丧失实事求是的科学标准，沦为可以随意敷衍扭曲的权力表演，环境污染事件如何能避免走向社会冲突？

这种行政权力的随意性吞噬环境监测的科学性，不只是构成专业科学性的失落，更严重的是，它使政府环保部门的监管丧失了起码的原则，成为可以随意捏造的借口和理由，造成政府公信力的可怕流失。公众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某些环保部门的环境科学监测，事实上变成了对民众维权事态演变的稳定指数监测。当一地污染延续而民心离散时，这样的监测所透露的，不过是稳定指数高企掩盖了污染指数高企。于是，环境污染不再是一个依据科学监测定论的专业问题，而成为了依据稳定指数选择性定论的社会问题。

因此，对浏阳镉污染事件的反思，不应只是停留在影响社会稳定的环境维权事件这样的理解上，它同时表明了某些基层政府在处置类似问题上的一种思维定式，就是轻视环境监测的科学性原则，只重视维权事件本身的所谓稳定性后果。正是这种思维，推动本来可以依靠公正的科学监测即能处置的环境污染问题，一步一步走向高度紧张的社会冲突。这种舍本逐末的环保行政监管，恰恰酝酿了环境维权事件的升级。就此而言，浏阳环保局长停职不应只是行政问责之下的个人际遇，还期待它是环境监测执法尊重和贯彻科学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