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负责人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澳门黄金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和《澳门黄金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发表谈话

外交部负责人27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澳门黄金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和《澳门黄金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个决定，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当前形势下通过上述决定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已将每年9月3日确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此次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形式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为了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在抗战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立场。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同胞惨遭杀戮。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灭绝人性、泯灭良知的残暴罪行之一。这一惨案铁证如山，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和历史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同日本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为二战甲级战犯张目，企图挑战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对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允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强调牢记历史，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我们敦促日本领导人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正视和认真反省历史，纠正错误，改弦更张。

历史渐行渐远 记忆应该保鲜——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的启示　

27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立法的形式确定这样的纪念日和公祭日，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声：表示历史越来越远，但记忆应该保鲜，中国人要拧成一股绳，实现中国梦。

大道理须牢记

“从落后、挨打，到抗争、探索，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顽强屹立。在这里，历史留下了一路走来的痕迹，我们在不断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汲取营养，因为忘记历史，就等于触碰了民族生存的底线。”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朱永光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就是给爱国主义确立一个载体，让全民族的爱国情绪有更好的着力点、支撑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志，使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将更加坚定全国各族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江苏省委主委赵龙，是首位提出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的倡议者。他回忆说，在2005年全国政协会议上首次将这一想法提出后，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当时就有4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说，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完全符合国际上的惯例，多年来一直希望把纪念的级别能够提升到国家级，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容任何诋毁和质疑。

国家荣辱决定个人命运，居安思危才能长治久安。“国歌就是抗战中谱写的。”34岁的沈阳市民杨旭说，“那段历史越来越远，但记忆应该保鲜。让一代代中国人重温历史，可以从中获取启迪和力量。”

不要忘记“木门上日军留下的弹片”

“1939年2月，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兰州地区空域联合抗击日军空袭，这也是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兰州，唯一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宣教部主任、讲解员潘洁告诉记者，在纪念馆里，一扇木门上深深的弹坑中，还留有一块日军飞机投弹后的弹片。

潘洁说，很多人在经过纪念馆里抗日战争展区时，都会放慢脚步，仔细聆听讲解，“尤其对年轻人，我们会更加认真地去讲，让他们更直观地了解历史，让他们知道历史不应忘却。”

一位朱姓老人凝望着玻璃柜中简陋的马鞍、马刀等文物，时而手扶眼镜、躬身注目，时而表情凝重、若有所思。老人祖籍山东，日本侵略中国时自己还未出生，但父辈告诉他当年日寇的凶残。“应该有个纪念日来让子孙后代回望过去、祭奠英灵，中国人只有铭记历史，才能守住和平。”

沈阳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已经连续10多年举行鸣警撞钟活动。而此前，许多人对“九一八”知之甚少，甚至有的人搞庆典活动也赶在这一天，为的是取“就要发”谐音的吉利。沈阳坚持举行这项活动几年后，当地绝大多数群众都已熟悉了这段历史，不再这一天讨口彩，反而自发去参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市民越来越多。

今年83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津，每逢12月13日都要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悼念活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目睹父亲被日本兵杀害。她说每到这个日子心里就很难过，就想到纪念馆祭拜爸爸，现在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也都会想起那些苦难的日子。王老太说，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对她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安慰，人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拧成一股绳，实现中国梦”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杨翠英，尽管已经90高龄，她说这个日子不能被忘记。杨老太希望人们把她们这些受害者讲的话记在心里面，讲给大家的亲戚朋友听听，以实际行动搞好工作，以实际行动保卫国家和平。

“每个民族都有责任建设好祖国大家园，在迈向富强民主的过程中，勿忘历史，祖国强大了，就没有人再会来欺负我们中华民族。”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人民法院法官才让旺杰说，我们56个民族要让历史的真相和记忆传承，团结一心，去击碎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才让旺杰说每天他都会认真地去对待每一起案件的审理，他在努力让自己的工作为祖国的强大作出点滴的贡献。

“好了伤疤不能忘了疼。”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助理崔俊国说，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结束，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其中在辽宁抚顺制造的平顶山惨案，屠杀了3000多名无辜群众，这桩惨案与南京大屠杀都是日军法西斯罪行的集中表现。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一是告慰亡灵，国家不再积贫积弱；二是警醒国人，落后就会挨打；三是召唤和平，纪念历史不为铭记仇恨，而是为了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崔俊国说，修缮复原的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今年五月有望和观众见面。“届时，当年审判的影像资料将公之于众。人们可以看到，日本战犯是如何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的侵华罪责，请求中国人民的宽恕。”(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

澳门黄金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两份决定草案昨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对二战历史的记忆在最高立法机构得到重申。

德国学者霍尔特曼说，中日争端陷入僵局，而明年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此时推出这两个纪念日“恰逢其时”，这种“软力量”的展示可能比“用军舰威慑日本侵占争议岛屿有用”。

不过，25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认为此类抗日纪念形式应“早点设”的评价不少，用《华尔街日报》的解释说，“历史记忆塑造了东亚，而中国人的记忆中充满着对日本的嫌恶”。有日本媒体称，中国政府正利用二战历史在全球构筑对日包围圈。

昨天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学者大多数认为，确定这两个纪念日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纪念二战更多是“自己的事”，因为忘记苦难历史的民族，难以走向最终的辉煌。

【环球时报驻日、德、俄记者 蒋丰 李珍 青木 林雪丹 环球时报记者 胡锦洋 胡笳 玉鹏甄翔】

中新网南京2月25日电 题：南京大屠杀公祭以国之名义：是铭记不是复仇

中新网记者 朱晓颖

25日，雨，天色阴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参观游客打着伞，依次分批进入纪念馆参观。

当日，中国官方公布，中国将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76年后的战争幸存者、抗战老兵，世界各地搜集史料的专家学者，多年奔走呼号民间人士，似乎都从中得到了慰籍。

他们说：南京大屠杀公祭以国之名义，是铭记，不是复仇。

“我很高兴这世上可以有更多人知道了”

电话中，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老人得知“12·13”纪念日将升级为“国祭”消息，显得很兴奋。

“我很高兴，这世上可以有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了。我每天关注新闻，每当看到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新闻时，就非常反感、气愤，事实摆在这里，怎么能不承认呢？”

老人今年88岁。两年前，他和老伴一同签了遗体捐赠协议。他们说，经历过浩劫，已看淡生死。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时，其生父在中华门外西街小市口被日军杀害，其养父被日军戳了七刀，肠子流了出来，经过长期调理最终恢复。当年只有10岁的余昌祥躲过一劫。

老人说，“有生之年，能够向下一代能说的，都说出来，也就这个愿望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向记者再三重复：“要让这段历史一直被牢记。”

截至去年，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活人证”不到200人，平均年龄超80岁，年迈多病。

“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得到告慰”

挤在20平米的出租屋里，南京保卫战致歉老兵程云之侄、程孝明感叹：“他若知道，在天之灵一定会得到告慰，我会在心里告诉他。”

程云上个月在南京因病离世，生前和侄子挤住在出租屋内。“想去台湾”成了老人的遗愿。

南京保卫战老兵李高山，由于听力不佳，经过几番解释终于弄清事情原委。“只要身体允许，每年还会(在12月13日)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公祭活动)。”

程云一走，南京城内健在的南京保卫战老兵还剩2人：90岁的李高山、94岁的骆中洋。

南京保卫战殉难将军易安华之子、易豪雄在江西接到南京的消息，激动不已：“他一定会感到欣慰。只可惜我眼睛不行，不然一定代先辈参加(公祭活动)。”

“十年前写书倡议于今实现”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苏智良曾长期从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作为十年前就动议写书、呼吁设立国家公祭仪式的学者，终看到其实现。

“抗日战争应该说是中国百年近代史的转折点。我们应该在国际上宣告，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中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战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苏智良说。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卫星认为，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对近期日本右翼谬论的回击，也是以“国”之姿态告诉每一个人：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一个历史事件的纪念日成为国家公祭日，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该事件必须在社会上形成历史共识基础。只有把历史做实，才有可能，所以不容易。”曾任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说。

“纪念馆我会一辈子做下去”

“激励”“鞭策”……在听闻消息后，南京民间抗战纪念博物馆馆长吴先斌一时难以组织出更多语句。

出于对历史的爱好，他在南京市郊开了一家不大的民间博物馆，至今8年，免费开放。

馆中所有物件，都是他从民间搜集、购买而来。维持小馆日常开销的来源，是自己开办的企业，八年来以厂“养”馆，他算了算花了千万元。

“南京大屠杀历史，不是哪一个人的历史，也不是哪一座城市的历史，而是社会公众的历史。”吴先斌说，这个消息，鼓励着我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新的史料研究公众历史。”

他透露，今年8月，准备赴日进行民间交流，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史料做一个展览。

“如果企业不倒，博物馆我会一辈子做下去。”吴先斌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