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王春雨、李建平）“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无源之水，不能让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宾县县委书记、宾西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赵革就城镇化提出以上建议。

赵革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进程，是目标而非抓手性的概念。全国的人口、土地、资源主要集中在县级行政区划，而县域推进城镇化是一个“筑巢引凤”的过程。只有构筑产业项目“巢”，才能促进城镇需要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集聚，增强县城和小城镇的承载力。产业项目是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魂，没有产业项目的引领和支撑，就不会有城镇化的发展。

对大中城市地区推进城镇化，赵革认为，农民进城务工，看似已经有“巢”，但实际上这个“巢”四处漏风，即户籍、住房、医疗、子女就学等问题仍未充分得到解决，因此仍需“修巢留凤”，解决城市的二元结构问题，使农民真正市民化。

赵革建议，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停不得也急不得，不能头脑发热，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下指标等方式推进城镇化。县域在以产业项目引领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算好成本账、效益账、生态账，不能以优惠政策相互竞争，不能触碰红线，应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打造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好项目。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田野　刘斐　郭信峰　吴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１０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指出，稳妥处理改革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正确区分改革失误与失职渎职、改革探索出现偏差与钻改革空子实施犯罪等界限。

分析人士表示，澳门黄金城：“界限”的表述是要为改革先行者们服下定心丸，鼓励其勇于探索解决改革路上的问题。同时又要约束改革实践者们的行为，避免其利用改革谋取私利。

在中国，检察院依法对贪污案、贿赂案、渎职案进行侦查及对公诉案件提起公诉。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澳门黄金城：２月２８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１０日的工作报告都作出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在报告中要求，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司法应对，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依法制定司法解释。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全面深化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体制机制创新和对一部分法律的修改，提出司法界限，这样既有利于打击犯罪，又有利于促进改革、推进改革、规范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绘制了“蓝图”。《中共中央澳门黄金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

《决定》还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宽容改革失误。

“各地在改革探讨、实践和推进过程中，免不了出现一些差错，如果出了差错就不分青红皂白抓辫子，那么谁都不敢尝试探索。”全国政协委员，三亚市原市委书记钟文表示，最高检提出的“界限”对地方结合本地情况进行深化改革有直接的激励意义。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对底层改革先局部承认，然后以“政策不变”的形式让改革后现状实际存在，等待时机成熟时推进立法，把改革实践的举措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和承认。正是得益于这种模式，中国的私营经济才能从计划体制中、从“雇工就是剥削”的观念中发展起来，成为今日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深化改革向中国的立法及法律完善、修改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迟福林表示，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落实，用立法来保障改革推进成为现实的需求。

立法需要适应改革推进的实际需要，其中，区分最高检提出的两个“界限”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如何界定、细化“界限”；如何落实区分“界限”的标准。

迟福林表示，可以从改革目的和实际结果两个方面来对“界限”予以区分。前者看改革的目的性，即是否为了中饱私囊而改革；后者要看改革是否形成了对自己有利的结局。

迟福林强调，如何界定这种界限还需要国家对改革有一个深度的了解。“需要调查研究，才能准确客观把握”。

“我有时候感觉法院、检察院离我们农民工很遥远。”被称为“最美洗脚妹”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在11日下午举行的安徽代表团小组会议上为农民工群体发声，“我期待基层法律建设越来越完善，使农民工群体解决问题能靠法律，而不是靠拳头。”

“农民工在外面打工，有事去两院，有的人连大门都进不去。”刘丽说，“传达室要进行身份证检查，问找哪个部门、找谁、来这边什么事情，有的农民工什么都不懂，答不上来，就被拒之门外。”

刘丽表示，由于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不通畅，一些农民工想不到别的办法，只能靠拳头解决问题，极大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

“我工作的地方就发生一起事件，两个打工的因为37块钱发生纠纷，去找法院没进去。回来后，一方用修脚刀将另一方一个18岁的年轻人捅伤致死，自己也被判死刑。”刘丽说。

刘丽说：“现在很多农民都去上访，但我认为，信访是讲情的地方，法院是讲法的地方，不能总是依靠上访，农民工不管是上访还是打架，都是为了引起注意，期待他们的问题能得到解决。”

她建议加强基层法制建设，设立相应的农民工诉求通道，能够让农民工群体有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诉求，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记者 詹婷婷)

“我们每个人都关注健康，都爱好运动和娱乐，但是没有像对待健康、运动和娱乐那样对待法律。如果我们像关注健康那样关注法制，就可能避免许多悲剧。”

11日下午，吉林代表团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白城市市长安桂武说，现在有些违法犯罪不是有意犯法，而是因为不懂法，这和法制教育的缺失紧密相连。

“法制教育这项工作不能碰到事情再去考虑，而应该从人懂事开始就做。”安桂武说，有些成年人脑中没有法律这根弦，不仅可能无意中犯法，而且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也不知道如何维护。

“成人以后在社会活动当中还是一个法盲，那就很悲哀了。”“我们小学有法律课吧？”“不知道人家国外是怎么整的？”听了安桂武的发言，几位代表开始了议论。

“正好我在这方面做了调研，我来说一下吧。”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李桢代表接过话头。她说，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法制教育一般是通过公民教育来实现的，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分层次进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我们不是没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现实中却出现了‘两张皮’现象。”李桢说，由于教育方式的原因，不少学生认为书本上的法律常识是用来考试的，有学生能背诵不少法律条文，现实中却不把它当成行为准则，这是最大的问题。

代表们认为，要改变这种现象，就必须改变枯燥说教的方式，注重教育的载体和手段。“法律条文很严密，有的律师都学不下来，普通人读几条可能就头大了。”安桂武说，“必须结合人和事，有现实案例，才能生动、鲜活、具体。还应该灵活运用网络等新平台。”

“劳动教养制度取消以后，加强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应该提上重要日程。”李桢说，“不应该一上来就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知识灌输，而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

“希望能在两高工作报告中看到更多澳门黄金城：法制教育的内容和部署。”代表们表示。

分组审议结束后，记者看到，一位代表找到前来听取建议的最高法工作人员，向他们“请教”法律问题。(记者杨依军、宗巍)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报道，3月11日， 澳门黄金城：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亲切接见部分基层代表。他对某工兵团“雷锋连”指导员谢正谊说：“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大地上。”（曹智、李刚)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韩洁、白洁、余晓洁）“存款利率何时能够放开？”“民营银行什么时候能挂牌营业？”“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多远的路要走？”……１１日上午，北京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镜头频闪中，一个个尖锐的金融热话题抛向出席记者会的“一行三会”五位金融部门负责人。

这是今年两会新闻中心安排的一场金融专场记者会。由于央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证监会主席肖钢、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以及央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同台亮相，本场记者会成为连日来最“火爆”的一场。

上午８点，距离记者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现场早已座无虚席，蜂拥而来的近２００名记者纷纷抢占有利地形，后排密密架起的“长枪短炮”正静候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参与者。

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而言，如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打造更高效、更市场化、更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对于支撑中国制造业发展，乃至加快整个经济转型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记者会期间，中外媒体共抛出１５个金融热点问题，其中境外媒体提出６个。除了关注金融改革动向，问题还涉及跨境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国际化、扩大ＱＦＩＩ投资、人民币汇率等诸多热点话题，凸显中国金融市场对国际的影响力。

对于这场记者会的“热度”，意大利２４小时太阳报首席驻京记者芮塔·法蒂古丝一点也不吃惊：“今天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点滴动向，都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

芮塔说，她关注这场记者会，是因为台上的五位金融高官是一个整体，透过这场记者会，世界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

媒体争抢提问机会传递出世界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关注。这份关注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日益深远的影响。

同样在这个发布厅，几天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曾用一组翔实的数据回应了西方又一波唱衰中国论——去年中国经济增长７．７％，这一增速无论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是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最快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３０％。

而环顾全球，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市场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截至去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３．８２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是日本的３倍；

——截至去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１２６８９亿美元，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

——目前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凸显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

从中外媒体聚焦的问题中，也释放出对中国潜在巨大金融市场的关注。有境外记者关注到中国正在筹建的首批５家民营银行中，出现了阿里巴巴、腾讯等电商资本的影子。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确认了今年启动民营银行改革试点的重要消息。

而随着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及人民币国际化改革将如何推进，也成为这场记者会的焦点话题。

为更多了解中国汇改动向，华尔街日报高级编辑鲍勃·戴维斯在记者会上一直冲主持人喊“给外国记者一个机会”，最后索性直接站起来举手，最终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提问机会。他向周小川抛出了是“是否认为人民币价值被高估”的问题。

“从这场记者会上，我们会得到有关中国金融改革的很多关键信息。”鲍勃说，除了这场金融记者会，这几天梅地亚中心举行的所有经济类记者会他都参加了。

针对外界的关注，周小川在记者会上的一番话向外界传递出了中国金融改革攻坚克难，向深水区启航的坚定决心。他表示，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列出的金融改革内容都将会执行。而从改革的时间表看，有些可在一两年内实现；有些可能要三五年跨度内才能实现，但现在要做好准备；有些能够起步的，应尽快起步。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潘强）“以广西为例，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交通、用水用电、产业等方面发展比较落后，应加快开展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攻坚大会战，加快致富步伐。”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来宾市委书记李志刚说。

李志刚认为，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落后，资源相对缺乏，要致富，应多争取国家扶持。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广西也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有壮族、瑶族、苗族、侗族等１１个世居少数民族，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３８．８％。

“但是，目前有的地方还没有通水泥路，群众出行、招商引资等受到影响。”李志刚说，有的地方条件艰苦，饮水质量不高，而有的地方地处大石山区，用电难以保证。

记者了解到，“石漠化”被称为“地球之癌”，桂西南石漠化地区居住的多为少数民族，贫困问题与石漠化问题交织，生态环境脆弱，是扶贫攻坚的“硬骨头”，有的地方甚至被看做“不适宜人类生产生活”。

李志刚说，大石山区生存条件较差，群众物资缺乏，有的连基本生产生活都无法解决，用电用水困难，应予以重视。

对此李志刚建议，一是开展重大交通大会战，开展“通村工程”；二是安全饮水工程大会战，达到总理报告中说的让６０００万农村居民都能喝到干净水，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饮水质量；三是开展通电项目建设大会战，解决贫困山区用电难问题；四是因地制宜开展产业扶持大会战。例如，金秀瑶族自治县、忻城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差距还比较大，要加大产业扶持力度，争取早日脱贫；五是对不适宜生产生活的贫困村进行整村搬迁，促进健康发展。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潘强）“广西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南宁是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挖掘区位优势，加快构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简称南新走廊）。”全国人大代表、南宁市长周红波说。

作为南新走廊的起点城市，南宁市是北部湾经济区中心城市，是中国西南地区连接出海通道的综合交通枢纽，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前沿中心城市，区位优势十分优越。

南新走廊是以广西南宁为起点，经过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或柬埔寨金边）、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一直到达马来半岛最南面新加坡的以泛亚铁路和公路大动脉为载体的经济走廊。目前，在沿线国家合作推动下，南宁至新加坡经济走廊从共识走向实践。

周红波认为，具体看，南新走廊建设就是要加快南宁到东盟各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枢纽机场、信息高速公路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了解到，南宁已经开通到中越边境防城港的高铁，并正在积极与越南、泰国等方面进行协商，但由于所经国家经济情况复杂，文化差异较大，在短期内建成有一定困难。对此，周红波建议先易后难，实行重点突破，以南宁—河内经济走廊的率先开发建设，推进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全线贯通。

同时，周红波认为，要充分利用资源、产业结构、贸易等优势互补特点，不断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以此促进资源跨国、跨区域流动，将南新走廊打造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新的经济增长区域。

“紧紧抓住中国—东盟博览会‘升级版’建设的重大机遇，建立起南宁与走廊沿线各城市的开放合作机制，加快推进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开发建设。”周红波说。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潘强）“缺乏互信、协商和沟通是‘医闹’频发的重要诱因，而医疗事故鉴定、司法诉讼时间较长又助涨悲剧发生，应将医患沟通纳入医生绩效考核，立法严防‘医闹’。”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罗殿龙说。

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大幅增加，“医闹”日趋激烈。根据中国医院协会的调查报告《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显示：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３年７月间，发生医生受伤事件的医院，２００８年为４７．７％，２０１２年上升为６３．７％。根据卫生部门统计，２００６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１０２４８起，２０１０年上升至１７２４３起，较前五年增长６８．３％。

罗殿龙说，医闹行为对正常医疗秩序、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医院的财产造成的威胁和损失变得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

罗殿龙分析，医患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是“医闹”频发的重要诱因。他说，在医疗纠纷中患方对医院、医务人员缺乏信任，缺乏医患双方共同协商的基础，而由于患者对医学科学的复杂性缺乏认知，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患者容易对医疗效果产生过高的期望，一旦治疗效果与患者所期望的结果有所背离时就难以接受，从而导致纠纷。

从医生自身原因看，罗殿龙认为，个别医生医德医风不正，工作责任心不强，对患者的诊断敷衍了事，甚至通过索取红包、开大处方、收取回扣、过度医疗等方式谋取钱财，引发患者不满。

罗殿龙建议，首先要加强刑事立法，建议针对维护正常医疗秩序进行刑事立法，为有效遏制破坏医疗秩序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法理依据，建议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有针对性的指导各级各类医院提高医护质量和患者诊疗满意度，将医患沟通情况纳入医疗质量考核体系和医护人员执业考核标准中，进行定期评估，从源头上减少医患纠纷和医疗事故。

“同时，要加强医疗体制建设，加强宣传教育与舆论引导，加大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推进医药分家、建立与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动价值相符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体制等。”罗殿龙说。

张德江参加河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１１日上午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北代表团审议。

在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后，张德江说，希望河北深入贯彻落实 澳门黄金城：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调结构转方式对河北实现科学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利用治理大气污染倒逼机制，化解过剩产能，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服务首都功能疏解、承接产业转移，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质量和效益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数量的新增长。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１１日上午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

代表们就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积极发言。刘云山在认真听取意见后说，基层是一切工作的依托，抓好改革发展任务落实必须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要使基层组织体系强起来，建立健全基层组织网络，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要使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强起来，抓好带头人培养选拔，配强基层一线干部。要树立大抓基层的工作导向，把更多的资源和服务投向基层，多办雪中送炭的实事。

（两会新华视点·马上问答）除夕放假吗？五一调整吗？带薪假咋落实？——全国假日办主任回应三大焦点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于文静、周琳、张舵）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落实带薪休假制度”。２０１５年的除夕会放假吗？五一长假能恢复吗？带薪休假究竟如何落实？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旅游局局长、全国假日办主任邵琪伟。

澳门黄金城：假日调整——除夕放假“不好回答”，五一调整“还没研究”

问题一：２０１４年除夕当天，您上班了吗？

听到记者这个问题，邵琪伟笑着回答，“肯定上班啊，我在做我应该做的工作。”

问题二：２０１５年除夕会放假吗？

邵琪伟：这个我还不好回答你。２０１３年底国务院发布的决定中，春节是初一、初二、初三放假。这个决定才实施了一年，什么时候可能修改，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不过已经在收集各方意见。

问题三：春节能给老百姓多放几天假吗？

邵琪伟：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宽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国家还面临着经济下行挑战，要发展、改革、稳定，就要进行综合的研判。群众增加假期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要考虑综合平衡。五一长假能否恢复，这个问题也还没有研究。

澳门黄金城：带薪休假——自己只休了两天，正积极推进落实

问题一：您去年带薪休假了吗？

邵琪伟：过去我一天带薪休假都没有休过，去年休了两天，加上周末才四天。你们都休黄金周，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全在一线工作，处于值班状态，“有事嘛！”

问题二：假日办能率先落实这一制度吗？

邵琪伟：我积极推进了，但也有很多工作人员和我反映，说领导不带头，我们就休不了，落实是一个过程。国际上从提出制定这一制度，到完全落实，花了三四十年的有，五六十年的也有。有资料显示，现在中国有１／３左右的人带薪休假了，一半左右的人休了一部分。

问题三：下一步怎么推进落实？

邵琪伟：制度难以落实，与我国现在发展的阶段有关系，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现在矛盾还很多，例如一线公务员投入工作时间很多；中小企业利润薄、劳动力成本高，没有落实的动力。第一步推进肯定是依法依规落实，有条件的企业如果没有落实，该补的工资要补。

出国出境游——总体安全，增长趋势不变

问题：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后，公众对出境安全比较关注，出境游受影响了吗？

邵琪伟：出国出境游总体上是安全的。目前是否出现下降，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交通工具发生偶然事故是难免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保证游客旅客的安全。马航失联事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密切关注了飞机上有多少团队游客，并及时发出了信息。

随着开放程度增加和居民平均收入增长，出国出境游总量增长的趋势是不会变的。对个别不稳定、不安全的地区，我们会及时发出旅游提示，尽可能提前避免出现问题。

反腐败“追逃”这块硬骨头该如何啃？——代表委员建言堵住官员外逃漏洞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记者甘泉、史卫燕、商意盈、杨依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回顾２０１３年工作时称：“强化境内外追逃追赃工作，追缴赃款赃物计１０１．４亿元，会同有关部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７６２人。”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加大与国外谈判协商力度，近年来失踪官员被引渡或遣返归国受审的案例越来越多。

在审议最高检报告时，一些代表委员指出，要从制度设计上、加大反腐败决心和力度上努力啃下“追逃”这块硬骨头。同时，应多管齐下加强对“问题官员”监管，从制度上扎紧防止官员外逃的篱笆。

“问题官员”外逃现象值得警惕

在过去的一年，一些“问题官员”忽然“失去联系”、外逃出境时有发生。一些代表委员认为，由于经济犯罪的多样化以及反腐高压态势持续，“问题官员”外逃现象出现的风险或将有增无减。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滕头集团董事长傅企平指出，由于这些外逃“失联”的官员多涉及经济岗位，手握审批大权，权力寻租机会很多，而且涉案金额巨大，至少上千万，动辄上亿，损害了党的形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

最高检有关公开数据显示，自２０００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２０１１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超过１．８万名。

“追逃”是场硬仗

此前外逃的“问题官员”一般聚集在金融、财税、交通、国资、国土等领域，近年来，也开始由“热门”部门向“冷门”部门蔓延趋势。如２０１３年６月湖北省公安县政府通报该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失去联系”，广东也先后发生２起县区政协官员“失联外逃”。而且。此外，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

“贪官不打无外逃之仗。”傅企平代表说，“仓皇出逃的少，预先谋划的多，一些官员把出逃作为最后的底线，事先做好了资产转移、家属外迁、多本护照等多种准备工作。”如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童白言，出逃前妻女均已移民定居国外。

司法界一些人士介绍，２００３年，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但迄今与我国缔结引渡协议的多为发展中国家，而一些容留外逃官员最多的国家，在与其建立引渡协议方面进展困难，成为反腐面临的巨大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说：“从目前来看，一般贪官外逃引渡工作是由中纪委、外交部、公安部、检察院集体来开展的，检察院负责的是搜集犯罪证据。难就难在一方面如果是偷渡，可能不知道去了哪个国家，另一方面也与潜逃国家的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友好程度有很大关系。”

扎紧“问题官员”外逃的篱笆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２０１４年检察机关“将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化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追赃力度”。对此，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表示，由于国内外经济社会联系越发紧密，越来越多的普通党员干部也具备移民海外的机会和能力；与此同时，对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全方位扎紧预防官员出逃的篱笆显得紧迫。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兼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何建洋说，应加快制定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规。现在对外逃官员的判刑主要依据刑法，处分主要依赖一些条例和规定。他认为，当前是比较好的时机推出“反腐败法”的很好时机，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规划。

与此同时，日常监管尤为重要。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建议，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工作，对“裸官”需要尤其关注，这样才能建立起事前预防体系。要建立公职人员的名单管理体系，建议把官员以及家属利益关联人在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纳入监督平台。

此外，还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相关组织的深度合作，建立贪官的引渡回国机制。有代表建议，用缺席审判制度来阻击“失踪”官员。通过建立缺席审判制度，可以明确要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对于公约所涵盖的腐败犯罪所得的财产，被请求国没收后，应给予请求国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甚至返还请求国，利于挽回国家损失。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１１日上午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

代表们踊跃发言。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王岐山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纪委对自身的监督必须更加严格，执行纪律必须更加刚性。中央纪委加强审查办案全过程管理，开展清退会员卡活动，对纪检监察干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案件一律点名道姓公开曝光，接受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中央纪委决定成立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执纪监督，用铁的纪律打造过硬队伍。

张高丽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打造中部崛起的经济增长极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１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１１日上午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

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张高丽指出，湖南要按照中央部署，依靠深化改革，打造中部崛起的经济增长极。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抓好大气、水及土壤等污染治理工作；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长株潭城市群发展。张高丽希望湖南各级干部按照 澳门黄金城：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要求，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