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史料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历时两年，跨越11个省区，行程两万五千余里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中央红军长征过贵州，是这部壮丽史诗中光辉的一章。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朱德亲自缔造并直接率领的一支工农武装。这支工农武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赣西、赣南起义、闽西起义、平江起义所组建的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于1930年8月合编而成。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共约8万人，主要活动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直接受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中央红军在1930年至1931年9月，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一起，连续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胜利地保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月，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1933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博古代理党的总书记，使“左”倾路线更加全面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贯彻执行。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由于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而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但周恩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运用和发展了以往反“围剿”中成功的经验，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仍然取得了胜利。

1933年10月，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扩大侵略，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的大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动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步步推进战术，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面对敌人空前规模的军事“围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错误地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极力夸大革命的形势，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抛弃了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指挥红军采用冒险主义的“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实行“正规战”、“阵地战”。他们不顾敌人在装备上、人数上大大优于红军的实际情况，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使红军善打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无法发挥。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1933年11月，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不久，被调到福建围攻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政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要求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然而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坐失良机，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使敌人在围攻第十九路军，扼杀了“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得以从容地调转头来，加紧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左”倾路线领导者仍然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使红军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

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曾对“左”倾路线领导者提出过意见，但都遭到拒绝和压制，并被排斥在实际领导之外。最后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后方机关，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瑞金、雩都、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开始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