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朱子文化

《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汇集。朱子认为，《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论语》充满智慧和哲理，内容非常丰富，语言浅显易懂，生动活泼。《论语》栩栩如生，形象地展示二千多年前孔子和他的弟子学习生活中的对话。《论语》的许多语言依然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德不孤，必有邻。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等等。

宋代以前，《孟子》同样不被重视。与《论语》一样，只是一般读物。直到宋代，《孟子》的地位才提高。朱子考证，孟轲与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子认为，孟子很有英气，有一股正气、浩然之气。孟子的思想深刻，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孔子思想。他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还有许多人们日常生活中，文章中经常引用孟子的语录。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富贵不能淫，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些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警句，琅琅上口，给人以深刻启迪，并转化为民族的文化基因，转化为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隋唐时期，因佛教盛行，原始儒家被边缘化，并造成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朱熹认为，原始儒学在哲学思辨性上确有欠缺，不如佛学精致。他精心研究佛学，从中吸取智慧，在此基础上，他挑选并注释了《中庸》。《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他认为《中庸》具备了良好基础，足以与佛学比美。朱熹在《中庸》注释中，阐述一系列哲学范畴的内涵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理论和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中庸》开篇就提出哲学命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认为，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天又在人矣，阐释了天人合一思想。正因为朱子对孔子以下文化的深度解析和融合，对哲学体系的构建，使得佛学道学对朱子思想一致认同、接受。这使得各类宗教得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和谐共处。

朱子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不仅在于哲学体系深刻严谨，“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成为难以逾越的高峰，更重要的是非常重视理论大众化、普及化、具体化、日常化，落实到百姓日常生活中。朱熹形象地用“月印万川”来阐述理一分殊的道理。天地万物总体是一个“理”，这个“理”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朱熹还提出以恤民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朱子生前声名远播，在学界如众星拱月。辞世之后，尽管有人从各个方面提出自己见解。但如同钱穆所言，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只有朱子堪与孔子并提。他矗立中道,无论是尊朱还是攻朱,中国中古以后的学术思想都是围绕朱子学而展开。朱子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从时代需要出发，把儒学作为生动的、现实的人生体现，因而充分发挥其价值和功能，使之在整个社会推广深化，不断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如《朱子家训》，简明扼要、通俗易懂。317字，字字珠玑：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

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预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

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

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僮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此，天必相之。

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学界认为，研究朱熹，需要解决一个偏见。就是一个时期，朱熹被莫名其妙戴了个“禁欲主义”的帽子。说“天理人欲”是朱熹的发明，朱熹之后“禁欲主义”横行。其实，“天理人欲”是中国哲学古老命题。《礼记·乐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尚书》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程颐、程颢:“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朱熹继承古圣贤思想，阐述“天理人欲”中之“人欲”，不是指人的正当欲望，而是特指过度的欲望。朱熹认为人欲是指人的私欲、杂念、恶念，人类本性中带有天生的不好的地方，如贪婪、自私、虚伪……这些都是要随时提醒自己应该消灭的。人的正当欲望自是“天理”。他明确肯定，人欲中自有天理。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就是说，天理和人欲是相互伴随但性质不同的存在。人们喜欢游玩，喜欢音乐，喜欢财富等等，虽然也是欲望，但那是天理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情所无法避免的。遵循规则，使天下人都能享有这些，那就是天理；以满足一己之私欲，把这些据为己有才是人欲。1188年，朱熹向宋孝宗上札，提出要“正心诚意”、“兴天理而灭人欲”。说明“兴天理而灭人欲”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且是最高统治者。这也说明朱熹具有浩然正气，具有大无畏精神。因此，说“天理人欲”,是提倡并推行“禁欲主义”，是“桎梏人性的枷锁”，这是对朱子理学本义的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