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赴国难宣言》：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闽东地区于1926年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经过艰苦曲折斗争，1934年2月召开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形成面积1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闽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底,闽东苏区大部分被敌占领,在闽东特委领导下转入艰苦卓绝的3年游击战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闽东特委根据全国形势的变化,遵照党中央有关指示精神,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促进了闽东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对失去与中央联系的南方各根据地来说，都是个大问题。那时在北方发生了西安事变，杀不杀蒋介石，党内有很大争论。在南方，要重新跟国民党合作，那可不是一下子就能转过来的。闽东地区政策的转变，也不是突变，而是一个发展过程。

抗日的口号是我党最早提出的。据叶飞同志回忆，“九一八”以后，我们就在闽东苏区和白区打出了抗日旗号，当时国民党不仅不抗日，还镇压抗日运动。“八一三”抗战不久，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刚好叶飞在福州做秘密工作。那时由于“左”的路线，统一战线还没提出，而闽东方面知道中央澳门黄金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在看到《八一宣言》以后。也就在这时候，成立了闽东抗日军政委员会。这样军政委员会实际代替了苏维埃政府。此后，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活动，或是打下一个大的集镇，就召开群众大会，贴标语、散传单，主要是宣传党的《八一宣言》。

那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反蒋抗日，不是联蒋抗日，是号召一些友党、友军跟共产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蒋介石，反对投降卖国。从缴到的国民党报刊中，他们知道全国各个城市的学生组织抗日运动，看到了新的革命高潮，所以也就比较有决心、有信心地宣传抗日。但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闽东红军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而部队的思想转变也有个过程。

据叶飞同志回忆，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后，我们对地主的态度也改变了。只要愿意抗日，都叫他开明绅士，都是统一战线的对象、团结的对象。除了为解决给养问题打土豪以外，只要他们不镇压人民就区别对待。这样进行了约半年时间，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红军部队到白区活动，群众就不那么怕了。这是我党的宣传产生了直接效果。

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从1936年冬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半年多时间里，是闽东党思想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反蒋抗日”阶段。没有这个阶段的转变，要接受后来的“联蒋抗日”就不那么容易了。

第二阶段是怎么转变的呢?据叶飞等同志回忆，第二阶段转变主要是两件事：一件事是“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国民党也参加抗战了;另一件事是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两件事表明我党的方针已由“反蒋抗日”转到了“联蒋抗日”。中央的方针既然变了，我们该怎么办?对此闽东红军方面很苦恼。对于抗战我方是高兴的，一直向往、求之不得的，但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领导抗战，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过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也不是马上就相信，为解决这个问题，闽东特委进行了反复的研究，但谁也说不出一个道道，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攻打了宁德县沿海小集镇——八都。

据叶飞同志回忆，攻打八都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为了缴获报纸。打下八都后，缴获了一大堆报纸，有上海的、南京的，也有福建的。其中《申报》上有两篇很重要的文章，一篇是“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另一篇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布告”，这两篇文章表明中央实行联蒋抗日方针不是假的，中央红军也已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了。据此，闽东特委召开会议，作出决定，改变策略，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愿意改编和拥护蒋委员长抗战”等主张，并且给国民党政府、省政府写了信。

这时国民党当权派有反应了，宁德县政府表示愿意谈判，这当然是福建省政府授意的，接着就进入了派代表谈判的阶段。

艰难谈判达成闽东国共合作

谈判开始时，国民党提出要“收编”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为保安师，声称让叶飞当师长。收编是国民党的普遍政策，他们不仅对闽东苏区，对南方各游击区都是这样，他们知道南方红军各游击队都已与中央失去联系。但在这个问题上闽东红军心中有数，他们坚持要“改编”，改番号，他们知道“收编”就等于投降，就变成受招安了，因此围绕着“收编”和“改编”，这一字之争，很激烈。

这期间的1937年8月19日，还发生了著名的亲母岭战役。据当年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一纵队队长陈挺回忆，我闽东独立师以一个纵队百余人对敌一个加强连，最后以几人轻伤，全歼敌省保安二旅整个连，毙敌40余人，俘敌70多人，缴获百余支步枪、2挺机枪，及大量手榴弹、子弹等。这一次胜利的反击，把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打疼了，震动了闽东国民党当局，对方才不得不坐下来谈判。

这一战，是转折之战，也是闽东红军三年游击战中的最后一战。闽东红军打胜战后，向国民党方提出强烈抗议。对方在军事上吃了败仗又不好承认，政治上完全被动了，闽东红军的行动不仅没有使谈判破裂，而且还促进了谈判。不过国民党方企图在闽东红军跟中央取得联系之前，利用这一时间空隙，让红军上当，以达到收编的目的，但闽东红军坚持为了合作抗日而改编，并使对方没有理由反驳。叶飞同志回忆，同时我们又把报纸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给国民党方看，要求按照这个协议执行，对方也就没话说了。这样，谈来谈去，大概在十一月、十二月秋末冬初，天气转冷的时候达成了谈判协议。国民党福建当局放弃了收编计划，同意将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这个番号是过渡性的，当时闽东红军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达成成立新四军的协议。此外，我方还提出，我们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国民党不能干涉，所任命的干部，不能任意撤换。同时还要在《福建民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这些条款他们最终都同意了。

1937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发表，闽东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闽东地区红军改称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

1937年底至1938年初，闽北红军、闽东红军各部分别集中于崇安石塘、宁德石堂进行整训改编。遵照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闽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共1100余人，团长饶守坤;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共1300余人，团长叶飞。2月下旬，第三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