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儒家式海洋战略典型

郑和下西洋：儒家式海洋战略典型

郑和画像 （网络图)

十五至十八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人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活动，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开辟了世界性海洋贸易新时代。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

这一时期的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

一是向西航行的郑和七下西洋：这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曾到达亚洲、非洲39个国家和地区，这对后来达?伽马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

二是向东航行的“广州—拉丁美洲航线”（1575年）：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至菲律宾马尼拉港。穿圣贝纳迪诺海峡基进入太平洋，东行到达墨西哥西海岸。这样，开始于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唐、宋、元日趋发达，迄于明代，达到高峰。

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他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明朝特指中国南海以西的南洋群岛、印度洋、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无疑是中国海洋文明发展的巅峰，郑和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郑和记忆”

郑和统帅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在15世纪最初的30年间，航程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青花瓷、拔火罐、织造术、中国历法……郑和船队所及，不仅带去了和平、友谊，更带去先进的中国文化、技术以及中华民族的文明。至今，当地人民还在感念郑和这位“天朝”的使者。

华文书籍报章记载：“有城池宫室、田畜市列，与江淮风俗不异。”郑和留在泰国的文人学士，大都来自江浙一带，他们通过歌谣、顺口溜等方式，在华人社区传播中国民俗文化，当地泰人也深受影响。泰文书中有“林姑娘万里寻兄”等动人史实，这些郑和时代的文人墨客对当时泰国民俗文化确实起到了孕育作用。

郑和下西洋使西洋国家无法逃脱中国语言文化巨大的同化魔力，“国语颇似广东乡谈音韵。”这种语言文化的同化，促进了其它民俗文化的变迁。琉球国民“能习读中国书，好古画铜器，作诗效唐体”。安南国“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编买经传诸书，并抄取礼仪官制内外文武职与其刑律制度，将回本国，一一仿行。因此，风俗文章字样书写衣裳制度，并科举学校官制朝仪礼乐教化，翕然可观”。

泰国天气暴热，瘟疫流行，乡民又缺医少药，死亡严重。百姓听说三宝（郑和）大人的船队来了，都去迎接，患病者纷纷向三宝大人求医求药，郑和亲自了解病情，并将船上的药投入溪流河水之中，叫患者跳入水中洗澡，凡是经过药浴的病人，个个瘟病全消。这种治病的习惯，现在还在当地流行。

印度科钦地区的显著标志是“中国渔网”。据说郑和船队来到科钦后，把这种捕鱼方法传授给了当地人，故称为“中国渔网”。这种捕鱼方法是用四根木棍的一端绷住渔网，沉入水中，四根木棍的另一端收拢起来，然后用长棍固定在木架上，渔民用杠杆原理来收网和放网。这种捕鱼方法在中国云南的水乡依然流行。

郑和使团所到之处，给当时一些相对落后的亚非国家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生产方式。占成国（今越南归仁）地处亚热带，过去庄稼只能每年一熟，郑和去后，派人教他们凿井，取水灌溉，指导他们改进耕耘技术，一年收三熟，从此占城国以产米出名，逐步走向富庶。

当时东南亚局势不稳，弱肉强食，有些国家与明朝为敌；各种反明的海盗势力横行海上，所以远航必须要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除了自卫以外，还可用以歼灭海寇，制止内乱。在七次远航中，郑和船队一共动用了三次武力。首下西洋时，苏门答腊岛东南部的旧港(也叫三佛齐国)的海盗头目、广东人陈祖义企图劫掠宝船，郑和得到密报后用计铲除了海盗势力，生擒了陈祖义，带回国处死。第三次返航时，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阴谋用重兵劫夺宝船，郑和发觉后，带兵攻打空虚的王城，以少胜多，生擒了国王，保护了船队。第四次下西洋时，郑和帮助苏门答腊的合法国王平定了与其争夺王位的叛乱者，结束了苏门答腊的多年内战。郑和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化险为夷，不辱使命，秋毫无犯，深得西洋各国的欢迎，确保了远航的顺利进行，把大明王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传播于海外。

中外学者的研究显示，目前，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各国的环南中国海区域，存在着一个以华人社会为依托、大体相同的郑和崇拜现象。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异地生根的文化象征。

郑和船队访问过的不少国家和地方，其统领官兵之多和船只数量之大，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船队。而且当时明朝拥有着世界上最雄厚的国力，但是他们没有在海外建立一块殖民地，没有对他们到达的任何地方声称拥有主权，没有因此而凌辱小国，猫占别国的土地。这与后来欧洲列强以扩张为目的的航海是不同的。郑和下西洋是以传播中华文明、敦睦邦交为主要目的的外交活动，对当地的文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加强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交往，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人们尊称郑和为“ 三宝”，现在东南亚各地有许多以三宝命名的地方，如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菲律宾有三宝颜，泰国有三宝港等留下郑和遗迹，这些都是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与怀念。

郑和下西洋线路图

儒家文化意义上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极其重要的航海探索。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对郑和下西洋所产生的影响问题已经得到人们的充分关注。总体来看，从儒家文化角度关照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胞物与，四海一家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浸润下，明成祖在永乐元年六月对全国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的敕谕中坦言：“朕仰遵成宪俯察舆情，推至公之心，广仁厚文化，欲比隆钱规，一臻至治……”这种思想在郑和下西洋时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七下西洋过程中，郑和船队一行亦秉承永乐皇帝严守道德、正义原则，恪遵明成祖“民胞物与, 泛爱万物”的具体任务。现存完好的长乐郑和史迹陈列馆的“天妃贡应之记”碑，便是郑和贯彻“齐诏往谕，抚人民，睦邻境，庶几永享太平”的最好佐证。碑文记载：“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也，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奉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货币往来之，所以宣德化而兼远人也。”碑文明确指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是：“往诸番国，开读赏赐”，“賚币往赉之”， “宜德化而柔远人也”。从碑文中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占领外国的一寸土地，而且帮助当地政府“剿捕伪王”，“殄灭海寇”，从而使“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

正是在儒家“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指导下，即便当时明王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他也不会成为侵略他人的霸权国家，相反的他会成为和平的强大支柱，捍卫正义的可靠力量，以保障地区安宁。

二、厚往薄来，遵诚笃信

儒家在义利之辨中都强调明辨义利。孔子曾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对待诚信上，儒家把诚信作为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原则。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载满赏赐用的礼品，每到一个国家，首先“开昭领赏”，明朝赏赐的丝绸缎匹为大宗，而东南亚各国的贡品仅以本国的土特产为主。史料记载，明朝赏赐之物，“一时特恩，不可胜纪”。“永乐六年( 1408)，占城国王遣其孙舍杨该奉表贡象及方物。比还，赐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绵绮纱罗五十，彩绢百匹。”由于中国对各国的贡物无特别要求，赏赐却一律从丰，使得海外诸国不远万里纷纷来中国贡献方物

郑和下西洋恪守“厚往薄来”、“重义轻利”的原则，还可以从其他史料得到印证。据费信记载：“宣德七年，壬子( 1432 年) 七月二十三日，风雨水不顺，偶至此山泊系三日夜，山中之人驾独舟来货椰食。”

郑和为了满足翠兰山与土著居民的要求，在他们没有别的物产也没有金钱的情况下，对翠兰山随地可采的椰食也予以接受。尤可见郑和船队时抱着重情义轻利益的心态与亚非各国开展贸易的。

儒家在宣扬修义的同时亦主张守信。“信”，后来成为儒家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之“五常”之一，亦成为郑和下西洋贯穿始终的标杆。如马欢途经古里国所记：“其头目并哲地即与内官大人重手相拿，其牙人则言某月某日与重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在不悔改。照原打手之货交还，毫厘无改。”郑和下西洋本着重义轻利原则与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价值取向上强调自我利益最大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重义”以人与人之间情意为最高准绳，不会对西洋诸番，耀兵杀戮。“轻利”不会以个人利益为最高法则，掳地夺金，贩卖土著居民。

三、温良恭让, 以和为贵

儒家的“中庸”思想，崇尚“中”与“和”，这是统治者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重要准则。儒家强调“贵和”的价值取向，在礼的制约下亲和、和合。强调个人与他人、与社会发生冲突时，以恭敬、谦忍的态度调和，致人睦、家兴、政昌。

郑和下西洋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本着“和则相生”、“乐群贵和”的方针与亚洲各国友好往来。“1911 年，锡兰岛上的加勒发现当年郑和在锡兰山佛寺布施所刻的石碑，根据当年参加西洋之行的费信记载，这块石碑是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是预先在国内刻制的，并运至锡兰佛堂山树立。. . . . . . 碑文用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书写。令人惊奇的是，这块石碑上三种文字所书写的内容虽在贡物的名单上大致相同，但所颂扬的神的对象却不一样。”从郑和使团在锡兰国树立的这块宗教石碑情况看，尽管宗教信仰不同，明朝仍有和锡兰国各种宗教势力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郑和不希望宗教的对立而影响在西洋的航行，因而采用这种方式来求同存异，从中亦反映了儒家文化“贵和”的思想。

据史料记载面对傲慢不恭并且从事海盗活动的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郑和等人最初采取了回避冲突的态度，忍辱负重，贵和、重和，试图化干戈为玉帛，但最终因自身出现危险所以才被迫予以应战。永乐九年( 1411)，郑和将亚烈苦奈儿归献明朝，“群臣请诛之，上悯其愚无知，命姑释之，给与衣食，命礼部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以承国祀。”

从郑和以至明成祖处理此事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行为倾向看，明朝君臣并没有依恃自身武力而控制对方，而以“和”来协调两国关系发展。儒家主张自我修炼的内敛人格，提倡“和”为贵、“温良恭让”、“君子无所争”的文化思想与西方所提倡的向外扩散、开拓和追求的意识迥然不同。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本着“宣德化而柔远夷”，“民胞物与, 泛爱万物”的思想来往于西洋和印度洋之间。儒家的“仁爱”思想使郑和在海外诸国“施恩布德”，“华夷同视”。重情义，轻利益，“乐群贵和”的儒家文化影响着郑和的整个航行生涯。正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尽管郑和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访问西洋诸国，也不会在海外广建殖民地，更不会实行血腥的殖民掠夺和罪恶的黑奴贸易活动。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交流，对稳定该地区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明清两朝为核心的周边国家“汉文化圈”的形成作出积极作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儒家文化铸造了郑和，而郑和却用儒家文化谱写了另外一种世界文明。

（本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