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与法治精神的对立与统一

从国家层面来看，儒家多强调“礼”、“情”、“理”、“法”——标准是多元化的。而且特别“隆礼”，把人的行为是否合于“礼”当作最高标准。孔子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礼记·哀公问》），并要求君子做到“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为”。而法治则强调只有法才是国家判断人的行为善恶的唯一标准——标准是一元化的。在法治社会中，只有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情、理、法，除此之外，而别无他“情”、他“理”、他“法”。从而真正做到“威不贰错，制不共门。”（《韩非子·有度》）

事实上，对人的行为究竟是善还是恶的国家判断怎么可以有多元化的标准呢？标准多元化后，一会变得没有了标准，让人无所适从而产生各种疑问：“这行吗？那行吗？”，所谓“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韩非子·扬权》）二会过多地限制人的行为，导致举步维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三会给权力阶层独享随心所欲的标准解释权，“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而在法治社会中，法是唯一标准：“法说行就行，法说不行就不行。”

3.社会风尚方面：“温良宽恕，法外施恩”的中庸调和观与“扬善惩恶，一断于法”的公平正义观的对立

仁者爱人，法治精神不但不反对仁，爱人同样是法治的出发点，但是达到“仁”这一目标的方法却与儒家炯然不同。儒家强调的是通过“温良宽恕，法外施恩”的中庸调和方法来至“仁”，而法治精神则要求通过“扬善惩恶，一断于法”的公平正义方法来至“仁”。

儒家认为：“温良者，仁之本也”，“宽恕者，仁之作也”。（《礼记·儒行》）“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礼记·表记》）。儒家希望通过温情脉脉的宽恕教化来感化那些小人，但是小人就是小人，有几个能真正被感化的，或许会有几个起点效用，但是作为社会治理的方法，怎么可以用别人受害的代价来作为感化少数小人的手段。对小人仁不是“仁”，对多数人仁才是“仁”啊！是善就要扬，是恶就要惩。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现在“以人为本”本来很好，但在实行中似乎偏了，在很多时候变成了以“刁民”为本，有些会投机取巧的、会违法乱纪的、会大吵大闹的不但没有得到治理反而得到了好处。老百姓不是傻子，看到老实人吃亏，就一古脑都争着做“刁民”，这无疑大大地增加了维稳的难度。此外，现在有些领导喜欢作批示，不时来个“法外施恩”，表面上看似乎化解了矛盾，事实上产生了更多矛盾。为什么？因为法律不管用啊，还不如找领导去，领导的批条那是相当的好用，合于法的解决了，不合于法的顺带着也给解决了。如此一来，老百姓还不群起而上访。在信访案件中，地方政府对百姓的权利侵害太过份确实是一方面，但领导过于热衷于“法外施恩”是另一方面。

而法治精神则要求在大事大非面前要讲原则，对恶就要除，对善就要扬，一切皆断于法，没什么可以法外开恩的，这样才会有公平正义，才会正气浩然。韩非子有这样一句话很是精辟：“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韩非子·内储说上》），意即：火看上去很令人害怕，所以人们通常较少被火灼伤；而水看上去柔柔弱弱的，但人们溺于水者不计其数。法治之法就犹如火，看上去严得不得了，但真正施行了，人们反而犯法的少。而人治之法就犹如水，看上很讲人情味，但那简直是一个大大的骗人的陷阱，落入其中者不可胜数。

由此可见，如果一味地追求“温良宽恕、中庸调和”，就会有善不扬（如南京彭宇案），有恶不除（如邓玉娇案），就会丧失原则，没有正气，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4.权利义务方面：“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的专横愚从心态（义务本位）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自由秩序原理（权利本位）的对立

孔子强调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孟子也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董仲舒则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春秋繁露》）。三纲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这样的法则得到普遍教化后，权力者越发地专横，服从者则一味地愚从。如董仲舒说：“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春秋繁露》）所以，就有了岳飞的“莫须有”悲剧，袁崇焕的磔刑处死惨案，在那个义务本位的社会里，太多的专横与太多的愚从无一不是儒家推行愚民政策的恶果。

法治精神却与之不同，它坚持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所以，只要你不触犯法律的规定，你就是自由的。法治社会正是通过仅仅以法作为国家判断行为善恶的唯一标准，既保障了秩序又保障了自由，构建起了一个权利本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格是独立的，主体是平等的，人性是解放的。

5.司法方面：“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观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平等观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