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法治文化 培育现代公民

为什么要弘扬法治文化？先看看吉尔吉斯斯坦和泰国，每当选举结果揭晓，失败方习惯于组织起军队，拿起枪炮攻打胜选方，拒不承认事前议定了的规则；再看看上次英国大选、今年1月份的台湾“总统”选举，在竞选中落败的梅杰、蔡英文，无不愿赌服输，在获悉败选之后第一时间发表演说，祝贺获胜方，感谢选民，强调尊重法律尊重规则，呼吁大家今后继续在法律框架内和对手和平博弈，争取下次胜出。上述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无不表明：一个脱胎于“人治”制度下的文化体系，必须转型为法治文化，才可以使整个社会转型的“历史三峡”之旅相对平缓一些、顺利一些，“出三峡”也就会快一些；反之，倘若文化层面（社会各阶层的意识）依然停留在人治时代、专制时代，遇到纠纷和冲突，第一反应不是坐下来协商、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而是用权力大棒说话、用拳头说话、用金钱砸人，那么，即使将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全盘移植过来，也会畸变、扭曲，水土不服，甚至陷入乱局，延缓整个国家（或民族）之舟驶出“历史三峡”的进程。

三、弘扬“法治文化”，须先厘清三对概念

首先，要弄清“法治文化”和“人治文化”的区别。和“法治文化”相对的是“人治文化”。前者产生于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体现着各阶层地位平等、权责对等、和平博弈，认为法律是协调各阶层利益、避免阶层冲突暴力化的一整套理性规则，旨在维护整个社会共同的文明秩序而不陷入弱肉强食的乱局；而后者则产生于专制政治和自然经济，体现着专制君主的意志，维护的是专制君主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认为法律只不过是帝王和官员等统治阶层用于“治民”的“工具”和手段。所以，与人治文化相比，法治文化属于一种进步的文化形态，借用“三个代表”的说法，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前，我国在许多领域、许多人的意识都还停留在“人治文化”阶段。这是因为，“中国固有文化自古缺乏法治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能萌发出民主、法治的精神,而且在许多方面与民主、法治存在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反而成为民主与法治的反方向力量。”所以，学界提出，“法治建设的核心在于法治文化之养成”。

第二，要弄清“公民”和“臣民”的区别。什么是公民？所谓公民，就是公共领域和宪政下拥有政治权利的社会成员。公民是相对臣民而言的，臣民是封建君主专制下的社会成员，臣民与君主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剥夺者与被剥夺者的关系，同时也是相互对峙的一种政治关系。因而，传统社会忽视程序规则、重人治轻法治，臣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这必然造成人们普遍的政治冷漠感和政治参与率极低，这也就是历史上要么是缺乏权利意识的“顺民”，要么是“刁民”，而“公民”阙如的一个原因。公民不仅表明它是某个国家的国民，更重要的是表明它在这个国家里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公民是自尊、自律、自强的独立自由的个体，是伸张权利也担当责任的社会个体。

第三，要弄清“法治”和“法制”的区别。⑴从内涵来看，“法制”，就是法律制度，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而言的；法治，则是“法的统治”，它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运行模式。实行法治首先要有法制，但有了法制不一定就有法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甚至法西斯政权，都有各自的法制，但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法律至上，“法律就是国王”，而不是“国王就是法律”；二是良法之治，“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恶法不是法治之法；三是法律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严格的执行。⑵从运行状态上讲，法制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要解决的是有法可依的问题；法治则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全过程，是一个由许多运动中的状态联系成的，使法律从观念走向现实、从精神走向物质的过程，是一个相互配合全面治理的系统工程，是对法律制度的运用和实施，要解决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⑶从价值层面讲，法制追求的只是秩序，是为了维护统治而需要的秩序；法治则在秩序以外，必然包含着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内容，它以民主政治为基石，专制的统治不可能有法治。

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制”与“法治”虽一字之差，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转变。但与此同时，更应看到，诚如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

四、知法守法，带头弘扬法治文化，是政府及各级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的著名论述。

唯物辩证法认为，要抓住矛盾的主导方，提纲挈领，才能纲举目张；在抓住矛盾主导方的前提下兼顾矛盾的被动方，才能事半功倍。

具体到法治文化建设中，若要弘扬而不是窒息法治文化，各级官员就必须明白：第一，法治文化下，“法律就是国王”，法律至高无上；人治文化下，“国王就是法律”，权力至高无上。第二，法治之要，恰在于“治官束权”。因为，在一个有着数千年“官本位”传统的国度，政府和官员，才是法治建设的主导方——既可以成为阻碍法治的主要力量，也可以成为推进法治的主要力量。

十一届六中全会《澳门黄金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为了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重演，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

就在抚州5.26.连环爆炸案发生前数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称：“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

政府作为法治建设的强有力推动者，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切实担起主导责任，着力构建以自由、正义、平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首先，进一步强化法治政府的建设,不仅要做到依法行政,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司法体制改革，做到司法独立,促进以自由、正义、公平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法治文化的建立；第二，要使法律通过公平公正的司法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使得法律真正融入民众的社会生活中，使得民众了解法律、熟悉法律、信任法律，最后达至信仰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