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大众的法律态度入手推动法治文化建设

（二）发展多元的法律信息传递者队伍

一是权威部门发布与典型示范宣传相结合。霍氏理论认为，接受者的威信越高，说服的效果越好。目前，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还是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主体。由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社会大众接受信息的广度与深度得到空前的提高，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信息的泛滥。一些法律政策的出台，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都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随附信息，如果缺乏相关权威部门的及时解读和引导，很容易造成误解，形成负面的影响。近期海关总署澳门黄金城：进境物品进口税率和归类的第15号公告就是典型的案例。3月底，海关总署公布了该公告，在海外代购日益增多的形势下，一时间成为多家主流网媒的头条新闻。但社会大众有误解，简单地理解为从境外购买200元的奶粉就要交20块钱的税。后来，海关总署第一时间作了权威的解读，才使社会大众的误解得以消除，同时起到了普及海关税收法律制度的效果。因此，在法律信息的传递中，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做到不缺位，也不能滞后。要做好权威信息的发布，在维护自身公信力的同时，引导社会大众形成对法律的正向态度。霍氏理论还认为，与接受者的相似性越大，对接受者的吸引力越高，说服效果也越好。因此，在实践中可以采取现身说法、典型经验、示范效应等手段，增加传递者与接受者的相似性，拉近两者间的距离。如对行政机关人员进行反渎职侵权犯罪教育时，可联系监狱机关让渎职侵权犯罪服刑人员讲述渎职侵权的危害；如对农民工宣传计划生育、社会综合治理等法律法规时，可考虑邀请当地优秀外来员工代表做介绍，示范守法的益处，提高说服力。

二是降低用法成本与提高法律服务相结合。霍氏理论认为：已成为既定事实的态度，即说服者根据直接经验形成的态度不易改变。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制定法甚至不是他们感受到的法律；他们明确感受到的法律，更多是实践中的法律，往往是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一个个具体的判决。因此，对参与司法诉讼的人，要降低用法成本，提供优质低价的法律服务。社会大众之所以规避法律，之所以“厌诉”、“息讼”，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当前诉讼成本过于高昂，常常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作为权利受害人的社会大众，如果诉讼成本远远高于应维护的权利价值，那么他们往往会选择低成本的道路，如私了、报复或走极端，结果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要坚定人们对用法的信心，首先必须解决好法律运作过程中的成本支付问题，让老百姓能够花费不多，就充分享受到用法律保护自己权益的每一次机会，尽量消除因一些当事人难以支付相应成本而无力进行权利诉求，或执法机关因利益驱动引发的司法不公问题。另外，要把解决群众的法律缺失问题与解决群众实际涉法问题结合起来，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三）传递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法律信息

一是要注意信息的差异性。霍氏理论认为，在某一限度内，态度改变随着差异的增加而增加，超过这个水平后，如果差异继续增加，态度改变开始减少。与现有的信息有差异的信息，才是需要的信息。因此，从接收者需求角度产生的信息无疑会先天地产生良好的说服效果，因此可以构建法律需求研判反馈机制，通过调研、考察等多种形式及时掌握社会群众不同阶段的法律需求，建立社会群众反映法律需求、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构建需求到研判，再到反馈宣传机制，进一步提升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如，根据法律服务热线的咨询信息统计分析社会大众的法律需求，确定法制宣传的重点；根据当地法院的立案情况，分析现阶段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设立公开信箱、网络留言板块等沟通途径，建立回访制度，实现普法者与受众者的有效对话。

二是注意信息倾向性。霍氏理论认为，对一般公众，单一倾向信息说服效果较好；对文化水平高的信息接受者，提供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说服效果较好。因此，注意分类施教、分众传播，才能达到较好的说服效果。法制宣传与法律需求相结合。如，对组织性较强的领导干部、公务员，采取法律考试、学法述评等形式，才能激发其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对青少年学生，将法律知识纳入课程体系，纳入升学考试范围，才能强化其学习法律的源动力。如在新法宣传时，对法律知识较高者，侧重立法意图、宗旨和论证过程的宣传，对法律知识水平一般者，侧重立法效果的介绍。另外，大众传媒在传递法律信息时，应注意正反两面信息的平衡。近年来传媒对法律事件宣传、报道的力度和幅度不断增强，但正面的信息较少，负面的信息偏重。这对于公民法律信心的形成是有一定程度损伤的，应加以避免。

（四）营造适当的法律信息传递社会情境

霍氏理论认为，态度转变是在一定背景下进行的，重复、预先警告和分散注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态度转变。沟通信息重复频率与说服效果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中等频率的重复，效果较好；重复频率过低或过高，说服的效果均不好。如果预先告诉或暗示被说服者他将收到与他立场相矛盾的信息，此时这个人的态度将难以改变，预先的警告会使人产生拒抗，但这仅限于讨厌的信息。分散注意力能减少抗拒，因而对改变态度有利。据此可以看出，适当的信息传递情境能带来良好的效果。因此，首先，法制宣传教育时，要遵循适度原则，既要保持对核心内容适度的重复传递，以增强接受者的认知，甚至接受，但又不能过分地重复，切忌长年累月、千篇一律地重复相同的宣传内容，避免接受者感官的疲劳感和心理的反感度，同时应注意内容适时更新，要结合当前的重点、热点问题开展普法，调动接受者的兴趣。其次，要注意传递的方式，做到寓教于乐，特别对那些内心对法律持较负面态度的人，尽量分散其被教育说服的注意，降低原有负面情感因素的阻抗作用，潜移默化地而不是生硬说教似的，达到对其进行感染、影响和教育的目的。

结语：法治和文化本身就是两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法治文化建设问题更是盘根错节。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探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法律态度转变，只是本文的初步尝试。而且因为借鉴理论模型的限制，没有涉及偏见对负性法律态度的影响等问题。在法律态度转变的路经探索中，主要着眼于法制宣传教育这一主动的普法环节，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其他环节较少着笔。希望随着个人对社会心理学理解的加深和普法工作实际经验的提高，能对以上不足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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