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黄金城：电的记忆

六十年代末，我已经十六七岁了，在我为用电的权益上和父母多次缠磨后，父母最终不用高压手段勒令我关灯，但另外的烦恼却出现了。有一天，家里的灯泡坏了。那个时代，买什么都要凭票，灯泡也不例外，可灯泡却不像肥皂那样每月供应一块，而是票掌握在居委会的主任手中，要打报告写申请才能批一个。而我又偏偏和主任的孩子玩不到一块，主任一贯瞧不起我们这个穷家。所以当我母亲找主任要灯泡票时，主任一口就回绝道：“这个月的灯泡票用完了，下个月再说”。到了下个月，主任又找其它理由不给我们家灯泡票。黑灯瞎火的日子实在难熬，我甚至跑到许多公共厕所去侦察灯泡的情况，想偷一个，遗憾的是那时由于灯泡稀缺，公厕的灯泡不是固定住了，就是用铁丝网罩住，根本无法下手，这使得我的人生简历上少了一个劣迹。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我的母亲只有泼下脸面和那位主任大吵了三次，才终于拿到了一张灯泡票。

我的阁楼重新有了灯光，可我又不得不当了知青下了农村，重新来到没有电的乡村。为了能重新得到有电的生活，在知青的首轮招工中，我也不管招工的单位如何，就积极报了名。结果，1970年我被招到位于鄂西北的一家新建中的水泥厂，而且还被分到了远离厂区五十余里的矿山。矿山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我们就在两面透风的芦席棚里摸黑睡觉。这种条件比我们在农村时还艰苦，在农村我们起码还有一盏煤油灯。我们这群刚招工上来的知识青年强烈不满现状，集体步行下山，到厂区请愿，要求给我们起码的生活条件。可当时厂里的最高领导是一个副军长兼掌。（各车间也都叫连，连指导员都由军代表兼），他有着军人的强硬作风，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有电灯、有床等条件概置之不理，反而对我们大发雷霆，狠狠批判我们有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最后，他还发出话道：户口在我们手上，你们谁也别想走！

当时的户口就是生命，户口捏在人家手里，我们只能低头而已，只能忍受没有床没有电的日子。为了消磨晚上那没有灯光的时光，我只有躺在铺在地上的凉席上默默地背诵着唐诗宋词。

当时由于我的年龄只有十七岁，又爱看书，引起了了一个省总工会下放来的干部的注意和同情，他推荐我去给那位副军长当勤务员，可惜我当时太幼稚了，自愿放弃了这“大有光明”的机会，只求到厂区当一名普通工人。就这样，我幸运地来到厂区，当上了一名电焊工人。虽然我白天享受的电火太强烈而又剌激，可晚上却只能和上百个同伴共同享用几盏昏暗的灯光，我们同住在一间当地的棉花仓库里。我渴望有电看书学习的状况还是没能实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两年后，厂里终于建起了一幢单身楼，让我们全部搬了进去，但一间十几平米的房要住五个单身职工，这样的条件虽然能勉强看书，但却写不成字，因为除了床，一张桌子都摆不下。而我此时除了渴望有电，还需要桌子，因为我在读文学书藉中又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好在单身宿舍就建在厂区，我就和车间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搞好关系，找他要了一把办公室的钥匙，每天晚上就独自一人到办公室去读书和创作。就因为争取到了这样的条件，1976年，文化荒漠时代一结束，我创作的诗文就开始见之于报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