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纳入现代市场体系，每个人都不再能亲手制作他吃的东西。而且现代生活其实也不需要他这样做，现代市场体系正是通过专业化实现劳动的社会化，从而解决其效率问题。这样的体系，使我们不需要通过亲历亲为去加工食品，而只需要消费食品。学术地说，我们不需要用身体在场的方式获得生活必需品。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体系需要信用。

我们可以放心地吃东西，基于我们相信，购买的东西在我们没有亲眼看到的情况下制造，但它是清洁的。我们之所以这样相信，是因为我们相信有食品监管制度、基本卫生意识、制造者的道德意识、竞争形成的质量要求，对食品制造起到作用。然而，真实的情况是，这一切可能都没有在制造时“在场”。

生产食品的工人如此评价他们的产品：“打死我都不会吃，饿死我都不会吃”，里面加了色素的，从粮食、蔬菜、水果到熟食、副食，每种商品的生产者都曾这样说过，他们吃专门自用的粮食或者蔬菜。而我们对食品安全的相信也降到了“眼不见为净”的自我安慰状态，不是安全了，而是没有看到而已，感谢“身体不在场”！

人们仍在呼吁“加强监管”。固然，监管的加强极为必要，监管者的玩忽与串通尤其需要防范。然而，监管又是有限的。现代商业生产无处不在，你很难设想每个生产处所都存在着一个身体在场的监管者，你不能向每个食品生产点、加工点派出一个监管员。每个人相互投毒式的食品生产加工仍在进行，商业只需要利润的“现代圣经”已经使人们从道德责任中“解放”出来，或者说解脱出来。不怕违背伦理只怕被人抓住，正在成为新的行为模式。

因此，如何重建基本信用，这才是包括食品安全在内的中国社会秩序的真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