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诞生地

建设和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要求，探索出解决党和红军建设的新办法。红四军到闽西后，红军中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更加严重。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流动游击的流寇主义等错误思想，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70%。红军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必然要受到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红四军党内部分领导干部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认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未能解决问题。

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红四军问题，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澳门黄金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并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详细地分析军阀混战的政治形势，总结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说明了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对红四军领导人有所批评，但是强调了团结，要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由上海日夜兼程回到红四军，于10月22日在前委会上作了传达。朱德、陈毅即请毛泽东回红四军复职。11月，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并在闽西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和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以及对红四军状况的调查，为这次大会主持起草决议案。陈毅参加了决议案的起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