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质询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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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170多名北京团代表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

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的陈锦华回忆，在那次人代会上，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共提了60条意见。有代表对厂址的选择提出质疑：“听说目前选址的地基是软土层，桩基位移，工厂会滑到长江里去，是否确有其事？”有代表担心对宝钢的投资是个无底洞，“宝钢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能像冶金部部长唐克所讲的13年收回投资么？”代表们还对宝钢建设的规模、环保、进口矿石等问题提出质疑。

时任冶金部部长唐克等，认真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详细介绍了有关的数据。但是代表们仍然不满意，表示要继续关注宝钢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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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起质询案，史称“共和国质询第一案”。但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本次质询成为孤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地方人大代表率先打破沉默。1989年，在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副省长杨汇泉先被代表质询后被罢免。1994年11月，21名广东省人大代表联名对省国土厅提出质询案……

据悉，为了保证代表的质询权，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有权向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问，受质问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此后，全国人代会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都对代表询问和质询作出较详细的规定。

罢免副省长湖南开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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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召开的湖南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就清理整顿公司的问题向省政府提出质询案。不料，负责该项工作的副省长杨汇泉在回答代表质询时，对涉及省政府负责人子女、亲戚在公司任职等相关情况一问三不知。177名代表很不满意，联名对杨汇泉的副省长职务提出罢免案。结果以506票赞成、162票反对、98票弃权获得通过。

“这是藐视代表，藐视人民的权利，代表当然有理由对他表示不信任。”亲历此事的湖南省七届人大代表傅学俭表示，罢免的理由很充分———符合法定程序，经得起时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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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大发展史上，首例由代表联名提出并获通过的罢免省级政府负责人的案例。代表们认为，罢免一位副省长的影响远远超过选举一位副省长的影响。这意味着人大可以依法监督、处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不称职、腐败行为，对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学者评价认为，这是真正的“问责”。

地方人大为烟农成立“特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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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收到澳门黄金城：该区烟农受灾理赔问题的代表质询案。代表们要求该区财产保险公司兑现1997年的烟农受灾赔偿款。大会主席团经过认真研究讨论，认为这是一起经区政府协调一年而无果的棘手事件，于是决定成立

“1997年全区烟农受灾理赔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特调会”)”，查清全区烟农受灾情况，督促该区烟草公司向区财产保险公司索赔。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特调会查明，全区烟叶受灾面积有3162亩。在区人大常委会的督促下，拖了3年之久的烤烟保险赔偿纠纷有了公正的结果：800多户烟农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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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问题调查被誉为人大监督的“重武器”，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一定的程序，认为有必要时启动的一种监督手段。1954年宪法最早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特定问题调查权。有评论认为，武陵源区人大顺应代表的诉求，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程序，意味着“决意”寻找问题的真相和症结。特调会的行动不仅代表着人大监督的力量，也有法治理念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