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教组组长陆志斌，外号“热水壶”，外表严肃，为人正义，热心肠，乐于扶持弱者。老编辑郭野丁，刚直不阿，敢于负责，人人称道。一位叫刘子直的作者，优秀教师，因为父亲被判为“反革命”枪决了，受到株连，开除了工作，回乡监督劳动。他喜欢写作，给报社投稿，郭野丁读后，认为写得很好。“作者虽被打入另册，我们无理由排斥他。这稿子由我来编，若出问题就由我承担。”当然如出问题，追究责任，组长和总编辑也无法摆脱。他编好稿子交给组长，陆志斌一过目，就说可用。总编辑何若人表态：“作者父亲反革命，他非反革命，是国家公民，有言论自由，可以发表！”文章见报了。不久，作者家乡有关单位，来信批评报社没有阶级立场，竟然刊登被开除的反革命儿子的文章。刘子直在家乡挨批判，心灰意冷，认为这下子完了！但报社仍然写信支持他，鼓励他，他终于振作起来，又写东西，只是不用真名发表，改用别的名字。刘子直的遭遇，令我们难过，他没因此萎靡不振，我们又感到安慰。这样的事例并非个别，它给编辑工作者在愁闷中也带来快乐。

197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本报创办《武夷山下》文艺副刊。已调离报社多年的我，又回来当临时的编辑，历时半年。《武夷山下》编辑组组长张铁民，戴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黑帽子，曾在省文联呆过，我们是老相识。他讲话毫无顾忌，铁嘴巴，铁性格，朋友们不叫他老张，而叫他老铁。“文革”中文艺专制特严，该写什么，该如何写等等，都有不成文的规定。作者来稿，必须有本单位的革委会盖公章，证明他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进步，“文革”中表现好，编辑部才能选用发表。没有本单位盖上大印的来稿，若内容好，达到发表的要求，编辑部要跟作者单位联系，得到对方同意认可之后，方能发稿见报。那时，报社是军管，军代表老夏为最高领导，什么都管。《武夷山下》的稿件，由他终审，非他认可，不能发表。

林场工人张永和寄来一篇小说，没有本单位盖印证明。我们知道他为归国华侨，成分好，工作积极，只是曾上访上诉，地方上某些人对他有意见，要本单位为他讲好话、盖大章，不大可能。我却想学习当年郭野丁编刘子直作品那样，如果出事情，就由我这个责任编辑承担。稿子编好，请老铁过目，老铁点头肯定后，呈到老夏的案头。老夏已听人家说张永和上访告状，“目无组织”。一看他的名字，就拍板定案：“此人作品不能用！”又一个作者陈金水，情况与张永和颇类似，来稿也没有本单位盖公章，没有证明他政治表现如优秀，可作品却写得很出色。热心肠的责任编辑沈阳，希望这稿子能刊载，与老铁商量之后，连夜跟作者交换意见，决定不用真名真姓发表作品，以毛泽东《长征》诗中的“金沙水”三个字作笔名。还有一位叫翁树杰的作者，情况与前者也相同，老铁索性为他取个谐音的笔名“庶纪”。金沙水、庶纪的作品在《武夷山下》登出，引起读者们注意。作者单位的对立派和有关人员并不知道这陌生名字就是陈金水、翁树杰，没有反应，也没有引起风波。还有一些没盖公章的来稿，编辑同志也不按框框条条来处理，认为可用的，就编好往上送。老铁把自己审查过的作品交给老夏时，都态度明确：作者的问题，我可以负责。老夏才没对这些作品开刀问斩。这些文章本难通过，终于过关了，我们笑了。这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编辑们想法子渡难关，寻找到的快乐。对张永和那样不能发表作品的作者，我们继续与之联系，不让其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