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初，中国记协与山东记协在济南联合召开报纸广播电视怎样正确开展批评座谈会，中央和各省、市新闻单位许多代表从项南同志的实践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搞好批评报道，编辑部自身奋发努力是重要的，但关键还在于党委的重视和支持。我那时带到会上的材料（发言稿），也集中阐述这个观点。许多代表对福建省专门发布了《澳门黄金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表示羡慕。中国记协主席团成员、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同志向我索阅了刊登《决定》的那张《福建日报》，询问了有关情况。他深有感触地说，发个《决定》很有必要。项南同志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能够多方支持报纸搞好批评报道，还亲自抓典型，写评论，真难得啊！会后，我回报社作了汇报，编委强调要十分珍惜省委和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虚心学习兄弟报纸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努力把批评报道搞得更好。

要认真处理读者信访，热诚为读者服务，最关键的就是要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很强的群众观念。“有颗读者心”，服务监督念“真经”。

1956年我刚到读者来信组，作为我的启蒙老师、组长韩仁煦同志，跟我面谈读者信访工作。他说，接待、处理每一信访件，都要有一颗读者心。我们应当忧读者之所忧，乐读者之所乐，想读者之所想。这样，你就不会怕麻烦，就会主动克服困难，顶住压力，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

“要有一颗读者心！”这话始终铭刻我心中，经常以此自勉：心里装着百姓。要像老韩那样尽心尽责全力以赴。读者来信来访，是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表现，是他们信任党、政府和党报的表现。有人说，信访就是“信任的访问”，我很赞同这一意味深长的信访观。我们每天翻阅来自各地的读者来信，它带着人民的希望，含着群众的疾苦，提出群众的疑虑或企盼……这些“带体温”的信访件，真可谓“一言一语总关情”啊！我们接待来自各地的读者，他们到了报社就像找见了亲人，尽情倾诉自己的遭遇或压在心中的种种忧虑。小小的接待室，充满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接访的同志时常感同身受，愈觉自己的责任加重。过去我们没能体验到读者来信来访有多难，以为“8分”邮票一贴，就算“报”了案，后来得知情况没有那么简单。例如有的人为了求人代写一份申诉材料，把懂点笔墨的人请到家里，好酒好菜款待，待脱稿时竟耗费上百元；有的没打过官司，也未曾出过远门，只花钱请人代为奔波投诉。平民百姓“打官司”谈何容易，我们对来信来访如果漫不经心，或采取单纯的实用观点，能用则编，不能用的置之不理，或推却了事，那就必然会使读者增加痛楚、大失所望，使党报的威信也受到损害。

在群众工作处期间，我们党支部强调学习新闻界先驱邹韬奋坚持为读者服务的方向，努力改进自己的工作。邹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最突出一点就是热心为读者服务。“在我们这个机关，不管从小弟弟到老大哥，每个人的这颗心都是滚热的，在我们这里找不出一个半个冷血动物。”他这种与民同甘苦、共呼吸，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给我国报刊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要学习和发扬韬奋精神，“把读者的事看成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当时我们提出了接待信访要热心，倾听呼声要耐心，调查案情要细心，解决问题要诚心；并以此作为年终考核的依据，受到读者的好评。林雪英同志接访15年，热忱服务来访读者，直到1984年2月因癌症发作与世长辞。在为她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与她非亲非故、经她接访帮助摆脱困境的读者也赶来了，这对我们是一种无言的激励啊！

1984年4月，我和作家姚鼎生、季仲等回家乡闽清白岩山采风。当晚专访长年厮守白岩寺的归侨刘佑昌老人。1960年，他历尽艰险，从印尼携爱女雪娇回到闽清家乡。由于受人诬陷，得不到妥善安置，还屡遭迫害磨难，以致父女双双入空门。我含泪听了倾诉，彻夜难眠，满怀激愤写下了《归侨刘佑昌父女的遭遇说明了什么？》的调查报告，经审批先发内刊。时任省政协主席的伍洪祥同志，看了这份内刊，心情无法平静，随即作了批示，要求查核纠正，认真落实归侨政策。有关部门派人实地核实，于7月作出决定，给刘佑昌父女政治上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肯定刘老在保护开发白岩山风景区所作的贡献；重新安置父女俩在福州一家华侨工厂，并给刘老补发了行医执照。随后，我们在福建日报二版头题突出报道了刘佑昌父女“摆脱困境喜获新生”的消息，这也是寓批评于正面报道之中，社会各界反映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