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快速阅览《福建日报》。不知不觉间，这一习惯保持了几十年。有时出差外地，最不习惯的不是食宿，而是无法看到当天的《福建日报》。友人笑称，这是另一种“水土不服”。

早年还在闽西山区的时候，劳作之余常写一些稿子，县广播站多有采用。但寄给《福建日报》的稿子，总是被退回。退稿函写道：你的稿件收到，感谢你，因最近稿件较多，未能采用，希望你继续努力，积极来稿。有时还有具体指导意见。虽然稿子被退，但报社真诚的鼓励，让人不肯放弃。一次，写了一篇澳门黄金城：农村变化的通讯，居然在《福建日报》刊登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不久又收到报社寄赠的一本采访本。这事成了我所在的千把人口生产大队的一件新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委写作组，之后又在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工作，有幸参加了解放思想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从此与《福建日报》结缘更深。那时，每天可以得到一份福建日报社赠阅的“试车报”，这算是一种很高的“待遇”。此后，时不时自己还有短文发表。开始是主动投稿，后来多为报社约稿。每写一篇稿子，都能得到编辑的指导，哪怕只是一个标题，甚至一个标点，经报社同志的点拨或修改，文章就变得观点更鲜明、文字更练达。真是一字之师，受益良多！上班地点与报社相隔很近，周末我经常到报社大楼看“评报”，从编辑记者们你来我往的“笔墨交锋”中学习写作知识，同时感受他们同行之间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的境界。

有一次，写一篇澳门黄金城：计划生育工作方面的文章。为了说明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列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宣传说服细致，入情入理，得到群众理解，工作进展顺利；一是口号式、简单化，工作开展不顺。文稿用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成语，但第二天见报时被删去。编辑向我解释，认为此时的“萧何”已不是月下追韩信时有功的萧何，应作贬义理解，用在此处不合适。虽然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这件事给了我有益的启发和思考。此后，在写作中，我更注意准确引用成语、典故，没有把握的不用，或查对典籍、请教别人后再用，避免自以为是。至今想来，还得感谢这位编辑。

记者们辛勤笔耕，记录历史，讴歌时代，情系人民，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朋友”，这是很贴切的。于我而言，《福建日报》不仅是一位益友，也是一位良师。现在，《福建日报》记者有时也请我“看稿”，这虽是一种工作程序，但我感受更多的是相互交流、讨论切磋。因为，此时我们的心是一致的，就是努力把每一件事做得更好一些，为波澜壮阔的海西建设事业，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尽到应尽的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