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制机制层面——　

　　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健全提上了日程,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各级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部门协调、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　

　　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机制进一步受到重视。汶川地震后,我国首次在重大灾害中接受国际援助。目前,甲型H1N1流感疫情正在对人类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往往具有跨国扩散性,加强应急管理的全球合作至关重要。　

　　公共危机社会动员机制成为各界研讨的新课题。在汶川地震救援过程中,社会动员发挥了突出作用。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力量凝聚在一起,共担责任,共克时艰。这一成功经验正在得到总结和提升。　

　　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要求的灾害防控战略体系?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着新的探索。　

　　灾后重建的方式进行了新的尝试,“多元化”成为突出的亮点。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灾后重建的方式不同,这次灾后重建,在群众自力更生、地方主导、中央支持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社会力量投入重建,运用市场杠杆,鼓励各类企业参与到灾后重建中来。这种办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灾后重建“尊重科学”主线始终如一。按自然规律办事的自觉性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　

　　2008年12月20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里,温家宝总理向同学们讲述了他在汶川地震中的亲身感受。谈到处理堰塞湖我们不得不向外国租用米-26直升机时,他说:“这很刺痛我的心”,“我们应该立志,让中国自己的直升机能够制造出来。”　

　　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实践,给人们上了尊重科学的一堂大课,使我们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知和把握前进了一步。　

　　卫星航拍、生命探测仪、空中通道……和过去的历次救灾相比,这一次,科学技术显示出了强大能力,成为抗击天灾的有力支撑。　

　　掌握科技“武器”的能动因素在人。抗震救灾中体现出的科学精神,体现在宏观层面的指挥、统筹、决策、调配,也体现在洞察排忧解难之中的关键环节,体现在对难易轻重数据规模的把握。　

　　科学来自于对灾难的充分前瞻和估量。“上万种应急预案是抗震救灾的‘第一功臣’。”一位参与应急指挥的人士回忆,在灾后交通、通讯阻断的背景下,千头万绪的救灾工作之所以忙而不乱,正得益于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各种应急预案的完善。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员,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在同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发展自己,是人类生存和进步的永恒主题。”　

　　一年来,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尊重科学”的主线始终如一。　

　　2008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中国地震背景场探测工程项目,标志着国家防震减灾规划确定的国家地震安全计划的实施迈出了第一步。这项工程旨在提高我国地球物理监测分析能力。　

　　去年8月,中国地震局对我国地震速报时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震短临预报仍是世界公认的科学难题,人类无法控制地震的发生。但是,人在地震面前并非无可作为,关键是要自觉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　

　　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科学——200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澳门黄金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指导意见》,上述“三个尊重”被郑重写入。　

　　去年9月,《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正式发布,其最大的亮点之一是首次使用了“功能分区”的概念。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综合评价,按照国土开发强度、产业发展方向以及人口集聚和城镇建设的适宜程度,规划区国土空间被划分为“适宜重建区”“适度重建区”“生态重建区”三种类型。　

　　“承载责任的前提,需要有科学谋划,亦需要科学建设。这当中交织着对灾区百姓、对子孙后代、对历史的重大责任考量。”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这是我国首次针对某一灾害编制国家级重建规划,它的编制过程本身就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出台前不仅经过严谨的评估论证、问卷调查,而且用中、英两种文字向世界发布,全球征集意见。完全有理由说,这一规划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在重建中获得新生的灾区,不仅恢复原貌,而且大量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管理、理念,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换代,吐故纳新,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更高水平的发展。　

　　王一鸣说:“过去,人们习惯把自然灾害视为人类的‘天敌’。而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宇宙中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和脆弱。我们必须学会顺应自然,努力与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