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实生活中以影响定作为的现象并不新鲜，比如农民工的欠薪问题。无论从社会道德还是法理上看，工活给钱，天经地义。然而，尽管有重庆村妇熊德明向总理的直言，也尽管“追薪大风暴”曾经声势浩荡，欠薪问题依然如同一道难以绝迹的顽症，不时萦绕在农民工的周围。为了讨薪，一些农民工发挥难以想象的智慧，不断翻新讨薪招数，目的终究在于，通过制造新闻卖点，借助舆论影响力，督促有关部门积极介入。别把农民工讨薪问题看成是影响式作为的个别现象，煤矿中的官股又何不如此，只要想想四川开江县那三位“勇闯”被封煤矿身亡的“官老爷”便可释然。

站在舆论的视角看去，舆论监督本是其自身功能的应有之义。但舆论监督能否对有关部门形成触动，这在现实中并无惯例可寻。因为同样是舆论监督，往往有三六九等；而越是往下的的舆论，对地方的监督越感无力，往往只能挑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娱乐读者；站在权责部门的视角看去，为不致工作被动或者说挨领导部门的批评，一方面对来自于领导部门的训令言听计从，另一方面“抓大事，办大事”，专注于社会影响较大的问题做足功课。这样导致的后果往往是，心思更多地用于揣摩上级领导意图，而非在尽职尽责上绞尽脑汗。

具体到未成年人乞讨问题上，尚不知此番舆论高调关注之后，歪风是否可以实现根本性扭转。令人担心的是，一旦“劲风”拂过，舆论关注力度消减，权责部门是否还会对保持“高度重视”的恒温？窃以为，能够“迫使”有关地方有关部门恒温关注和作为，关键在于“恒温”式制约尤其是问责，倘若制度意义下的问责之剑始终高悬，并施发威力，权责部门又怎敢轻视制度赋予的职责？又怎会对舆论监督挑三拣四？(hedao3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