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健康价值观的轰然崩坏，并非就因“人心不古”的所谓文化，而在于旁门左道者屡屡尝到甜头，却无须担心付出得不偿失的高额惩戒成本。另一方面，权贵苟合式的成功绝不可能无限复制，否则，权贵就不可能获得更为优厚优惠的先机。当权贵成为社会无所不能的通行证时，势必大大挤压公平公正这些理当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生存空间。

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普罗大众对权贵力量违逆主流、另起炉灶自造的那套社会秩序，除了被动地屈服外，却无力施加任何影响。虽然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一再告知我们，幸福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但眼下的现实却又表明，面对潜规则、隐权力等权力滥用现象，如果不能努力接近权贵，埋头奋斗的最大可能，是将自己送往通向老实人的“异端”式结局。

实际上，在法治社会里，幸福不只是代表一种寻常的感受，而是权力分配合理的写照，同时也是公众借此督促反制权力的有效通道。这也就是讲，正是源自对追求幸福的强烈渴望，公众的幸福感理当汇聚成一条条具备强大力量的民意通道，一方面成长为有效影响权力走向的风向标；另一方面对权力严加约束，让权力不敢小视公众的幸福感，否则就必须付出对应的成本。简而言之，幸福感理当是衡量政绩的民意力量。(hedao3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