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牙的财产申报才有意义2009-03-04
我也曾担忧阿勒泰地区的这次廉政实验会止于公开。作为法治政府的常识之选，“阳光法案”本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它不但包括官员财产的申报与公开，更包括同样不可或缺的责任追究。不辅以严格的责任机制，财产申报公开就会沦为一场“秀”——官员们扎堆晒工资，能有什么观赏价值？
作为一个事实，14年前施行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实则已经失败。作此判断的依据就是，这14年来，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为拒绝申报或虚假申报被究责——至少在公共媒体上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个案。当申不申报、真申报还是假申报并无实质区别时，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官员有什么动力去如实申报？
应当说，阿勒泰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实验”是有着充分考量的。首批被要求公开财产状况的是“新提任的55名副县级领导干部”。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之下，这样的突破口实则蕴藏着决策者的用心良苦——如果要获得提升，就得先承担公开的义务；如果不愿公开，则不予提升。获得提升的资格实则成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激励机制。
从执行上看，一项制度若想得到顺利实施，光有正向激励还不够。反向激励机制才是保障制度刚性的关键。也就是说，只有让拒绝申报或虚假申报官员吃到法律的苦头，官员们才会不情愿地去如实申报。拒绝申报好判断，财产申报制度的瓶颈实则在于:如何来判断官员的申报是否存在作假？
按以往的做法，官员财产申报是逐级向上申报，对官员虚假申报的判断和认定也操持在更高级别官员手中。在官场明滋暗长的“裙带关系”与“门生关系”之下，“官不为难官”当是极其自然的选择。要打破以往制度的弊端，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民，把官员的申报情况公之于众，让民众来监督，让权利来判断官员是否虚假申报。这正是“阳光法案”的实质，打破以往一味依靠权力来反腐败的旧框框，实现反腐制度的结构性转向——由权力反腐变身为权利反腐。
这也正是阿勒泰廉政实验的终极意义。据报道，在网上公布的逾千名官员申报结果中，“利用职权收礼”的申报均为“无”。这样的“零申报”，显然并非当下这个腐败多发期的真实状况。找出其中的虚假申报，并给予这些官员以严厉的责任处罚，成了阿勒泰廉政实验最大的考验。昨天，最新的报道称，在首批处级干部申报财产之后，纪委工作人员就对官员的申报情况进行了审核。目前纪委已发现部分官员存在虚假申报财产的情况。针对这些官员纪委已进行逐一登记，并展开调查。而在公众监督方面，也有部分群众针对官员申报不实进行了举报。这些举报，也需要纪委一一查实并作出相应处理。
作为既得利益阶层，官员在财产申报上选择与民众“躲猫猫”并不奇怪。作为制度实践者，对此应有充分准备。在官员虚假申报也被查出的节点上，人们期待着阿勒泰亮出制度的钢牙，让那些藐视财产申报的官员都知道这次来到他们身边的，并不是一只无牙的病虎。
申报、公开、究责，一个都不能少。阿勒泰正在进行的这场廉政实验只不过再次证明了一个法治常识。官员财产申报法，缺的正是制度实践，而不是“研究”——有关部门对此已经研究了20几年，也该结题了！
官员财产公示别怕时机不成熟2009-03-09
监察部对启动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答复是，正在积极研究，但条件不太成熟，还在等待时机出台该项制度。(3月8日《京华时报》)
所谓条件不成熟即指金融实名制等配套措施还不具备，无法保证申报的真实性，怕仓促出台的效果不好。但条件不成熟似乎不应是延迟推行该制度的理由。其一，有了金融实名制等配套措施，就可以完全防止虚假的财产申报吗？恐也未必。其二，对付虚假的申报，最有效的措施并不是事前的预防，而是事后的惩罚。
一名“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清白官员，是用不着做虚假财产申报的；但凡虚假申报者，肯定是无法说明财产的合法来源。所以，即便有了金融实名制等配套措施，那些财产有问题的人也会想方设法造假。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对腐败的预防作用，是经一些国家证实比较有效的经验。如果这样有效的制度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反腐信心，同时也会让更多的问题官员产生侥幸心理。
有些制度，如牵涉广泛的公共利益，确实需要谋定而后动；但有些针对特殊群体的约束性制度，却往往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先推行起来再说。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能够早推行一天，就会有早一天的效果；如果说推行早了会产生一些问题，也并不可怕，该制度就应该在实施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自己的威力和公信。
在网络等媒体十分发达的今天，似不必过于担心某些官员的虚假财产申报。真正有可能破坏这一制度威力的，是对某些暴露出的虚假申报者处置不力。
' />官员财产公示能否给出立法时间表2009-03-09
在舆论和公众十数年坚持不懈的呼吁下，在新疆阿勒泰实践的试点倒逼下，在总理“正积极准备这项工作”的表态压力下，公众终于能看到这个让一代人“望眼欲穿”的制度越来越近了。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表示，中纪委正研究、论证和想办法制定官员财产公示的有关条例或者规定；新疆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的参考。(3月8日《京华时报》)
温总理两会前与网友聊天时，只是称“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并无更多详情。主管反腐的中纪委此次表示“正研究、论证并想办法制订”和“阿勒泰的试点经验将是重要参考”，进一步印证了这个信息。加上年初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曾对媒体说“正关注阿勒泰的试点”，这些来自决策高层密集的信息，都确证有关部门正积极进行官员财产申报立法工作，这个制度对公众来说也许再也不是虚无缥缈和遥不可及，起码越来越近。
虽然期盼了10多年了，失落了10多年了，呼吁了10多年了，我们对这部法律已经有点疲惫。但当听到这部法律向我们走近的脚步声时，作为纳税人，我们还是很激动——作为纳税人，我们终于有望看到由我们的纳税供养的官员的家庭收入。作为国家的主人，我们终于有望享受到“监督官员家庭财产收入”这一主人应有的权利。作为对腐败深恶痛绝的公民，我们终于也有望掌握官员财产申报这一反腐利器。
虽然阿勒泰的财产申报制很不完善，秘密申报很容易让这部法律沦为无意义的“合法财产申报”，许多官员都在“有无收礼”一栏选择了“无”，公众并不能从申报清单上看到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可尽管如此，举国的纳税人在内心中是多么羡慕阿勒泰地区的纳税人啊，无论如何，他们起码看到了官员的部分收入，起码有了“你申报－我监督”这种形式，起码承认了官员收入不该对纳税人保密的常识。可在阿勒泰地区之外，这还不是一个常识，纳税人连这个最起码权利仍未享受到。迟到的权利仍是珍贵的权利，中纪委“正想办法制定”的表达仍能触动我们对这个制度热烈期待的情结，虽然仍仅仅是在“研究”和“论证”阶段。感谢先行者阿勒泰的倒逼，感谢纳税人数十年不懈的力挺。
中纪委称正研究、论证和想办法制定这个制度，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模糊——为了给公众稳定的预期，为了给自身立法的动力和压力，为了让公众能参与到立法进程中，为了消除公众“等了十几年”的等待疲惫和“是否又遥遥无期”的疑惑，应该能给出一个可监督、可预期、可追问的立法时间表，而不是在模糊的“正研究和论证”中让公众无从把握。
舆论在这个制度上已经数次遭遇过官方“正研究和论证”的回应了。早在1988年，在舆论的呼吁下，我国有关部门已着手对财产申报制度进行论证。90年代后虽然先后出台了《澳门黄金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及《澳门黄金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但根本得不到落实和执行，舆论一再呼吁在财产申报列入立法议程。可在“正研究和论证”的回应中，一再被无限期地搁置和无限期地拖延，并错过了“在立《公务员法》时将此列为公务员义务”的最好机会，以“时机尚末成熟”回避了这一舆论要求。公众很担心，等过了民意强势的两会氛围之后，又像从前那样无人提及无人回应。
所以，这一次再也不能在“正研究和论证”中无限期地搁置下去了，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这是出台财产申报制的最好、最成熟不过的时机，有新疆阿勒泰和浙江慈溪的经验，有高层支持的决心，有反腐的巨大压力，有科技进步提供的非常好的技术条件，此次不立更待何时。订一个时间表，既能让公众看到确凿的希望，也无后路可退、无理由再拖延。这毕竟是一个涉及官员阶层巨大利益的改革，而改革本身又由官僚阶层自身主导，对涉及自身既得利益进行革命的改革，让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如果不在公众的监督和推动下进行，将阻力重重十步难行，将永远地“在研究在论证”。给出一个时间表，也就把自己置于了公众监督的压力之下，如果届时不出台，将很难向公众交待并影响到政府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了，不仅要给出具体时间表，更要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向公众开放，积极听取民声民意，而不是关起门来由精英立法和官员立法，那样立出来的法，必然会向官员作出无数毫无原则的妥协，从而再次陷入90年代中期“规定了等于白规定”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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