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高司法解释，能否终结徐玉玉悲剧

据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澳门黄金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适时发布。《解释》将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所涉及的宽严相济、犯罪竞合、单位犯罪、数量计算等问题。

山东徐玉玉案发生后，管理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打击信息泄露、电信诈骗等违法行为，工信部重申了手机实名制的严肃性，金融部门增加了在ATM机上转账的限制，新修订的民法总则将个人信息权写入法律。公安部门也在行动，多个贩卖个人信息，电信诈骗的团伙落网。人们看到了相关部门的行动，也看到了社会上上下下齐心协力的决心。

这一系列举动就是要编织起从事前防范到事后惩戒的严密监管网络。没有事前防范，监管部门就会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之中，没有事后惩戒，事前防范也得不到保障。之前信息保护不力，打击不到位就有法律条文不够明确的原因。个人信息保护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至今在认识和概念上还有很多模糊之处。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尚不明确，一些法律适用问题存在争议，亟需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两高的司法解释，从其立法本意就能看出，起的就是厘清模糊地带的作用。这肯定有利于更好地定刑，更精准地打击犯罪。两高的司法解释以及之前的诸项立法、行政举措是对死去的徐玉玉最好的告慰。

更要看到，两高的司法解释是在堵犯罪分子的漏洞，也是在堵监管的漏洞。打击信息犯罪，需要法律补空、监管补位。司法上存在的空白、模糊地带既是打击犯罪分子的难处，很多时候也是监管者三心二意，逃避监管责任的借口。在现实中，法律约束不力和执法不力、监管缺位的情况同时存在。一方面，我们在打击电信诈骗上成果很多，另一方面又对信息泄露的事熟视无睹；大案要案、社会影响大的案子跑得快、抓得紧，另一方面，一些小案子，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泄漏又常常被忽略过去。

保护个人信息并非绝症，大家都说难，难不在技术上，也不完全是法律的问题，更难在人事上。在信息时代，个人要隐藏自己的信息很难，同样的，骗子要把自己藏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大数据会为犯罪分子实施精准诈骗提供便利，也会为警方办案提供线索。徐玉玉案发生后，警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就说明那些看起来无药可救的绝症，只要认真去做，并非不能破获，这往往不是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态度。

对个人来说，信息泄漏也许只是几个让人讨厌的骚扰短信或者电话，但每一条骚扰短信都指向一个贩卖个人信息的利益链。我们只有从这些细节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徐玉玉式的悲剧的发生，才不会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