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职业乞讨，这道社会难题该怎么解？

三名女乞丐守候在大门外，等待乞讨。

外地游客慕名来到千年古刹泉州开元寺，刚到大门，一群乞丐迎面而来，游客想绕开他们，可还是被拉拉扯扯。参观完走出大门，又一次遭遇乞丐拉扯，不给钱就被骂，一下都没了好心情……近日，来自上海的游客王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11月27日《泉州晚报》）

监管职业乞讨者应摒弃道德视角

刘建国

街头乞讨人员中，并不都是家境贫寒、突遭变故等原因造成的，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乞讨人员，都是职业乞丐。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凡是危害公共安全、阻碍交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方式滋扰他人进行乞讨的，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警告。不过，法律规定在现实操作中，却面临掣肘和障碍。一方面，乞讨行为会不会构成违法，在证据方面很难固定，缺乏明晰的证据支撑。另一方面，面对这些职业乞丐，大多数人往往会给予道德谴责，并不认为乞讨行为会触犯法律。

而在很多西方国家，通常对乞丐实行分类治理模式，该救助的救助，该禁止的则果断禁止。对不符合规定的乞讨，发现一次两次给予警告，第三次将被认定为“反社会分子”，警方将对其实施逮捕。不难看出，对于乞讨行为，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说教范畴，而是应该恪守法律立场，通过法律手段调整。

事实上，监管职业乞讨者并不是一道社会治理难题。一方面，应该区分职业乞讨与真实乞讨的界限，对于职业乞讨行为，只要触碰法律红线，就应该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完善和补齐法律短板，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体系，细化和创新监管的思路对策，避免陷入到监管真空中。 >>>详细

异地乞讨是“地方官”责任失守

茅亩

开元寺是泉州著名文化地标，“乞丐帮”的肆意乞讨着实大煞风景。加强管理的呼声有道理。但是，也不能忽视乞丐们的声音。从报道看，这些乞丐，多是远离故土的农民，每年年末都要异地行乞。比如一位女乞丐坦言，因为北方太冷，很多“同行”都会到南方乞讨，“因为农闲在家没事做”。

当下，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上极具“速度与激情”，招商引资是重中之重的目标追求，对大项目大工程如饥似渴、望眼欲穿。与此同时，就业工作则是相对“慢效”、“低效”的活儿，被边缘化也非少见的事。

而在农村，让农民们如何利用农闲时间，更难得进入其“地方官”的“经略”范畴。“入了秋，万事休；进了冬，万事空。”北方农村，一般有5个月的农闲时节。时下，不少地方早已不是“晒太阳、打扑克、唠家常、看电视”的往日旧景，代之的是劳动致富忙、学习技能 “热”、文化娱乐“靓”。农闲人不闲，已成农村美景。对此，想问一声，异地行乞者的“地方官”，您怎么看？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