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现实主义的崇高精神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70年前已经飘散，但在艺术中战争从未远去。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初期至今，相关题材的美术作品不断推出、风格迥异。它们既是世界美术史上不容忽视的篇章，也引发着人类跨国界、跨文化的思想情感共鸣。

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的美术创作中，对正义的讴歌、对生命的尊重，以情感化的表达和视觉的再现，触发着人们对战争与和平、战争与人、战争与爱等深层次问题的思考。艺术由此获得超越时空限制、取得自身独立性的途径，并呈现出现实主义创作中“崇高”的审美价值。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崇高主要侧重于主题和社会价值两方面，如孔子以“巍巍”“荡荡”来歌颂尧的功业。崇高也可以理解为孟子所强调的“浩然之气”——它比一般的美更为广阔宏伟。西方美学常把美分为优美与崇高两类。古希腊作家朗吉努斯、德国哲学家康德等都对崇高有过重要探讨，判别了崇高与优美的区别，而康德的思想则奠定了现代西方美学中崇高的价值基础。他认为，崇高感不同于美感，美感是积极的、展现生命力的快感；而崇高感则是一种痛感，以及由痛感转化而来的消极快感。康德把风景名胜视为美，而把原始森林、沙漠、冰河那样的风景则视为崇高。如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言：“对于自然之美，我们必须在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根据，对于崇高则要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即我们的心灵中去寻找，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性带进了自然之表象中的。”因此，接受者只有通过主观能动性的转化，才能得到有关“崇高”的理性认知。

崇高感往往是瞬间产生的，是一种借助艺术激起的“震惊”体验，也即视觉与心灵的震撼。在康德的启发下，现代艺术不再以传达美为己任，而试图传达一种状态乃至观念，并以此与一般审美习惯相碰撞，产生“震惊”的效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都认为，“震惊”是摄影等高度还原现实的技术带来的独特审美体验——如此精确透明的现实呈现，几乎无需观众的任何联想与想象。随后百年里，摄影技术深深影响了美术创作，更直接改变着“现实主义”的使命与意义：它不再以逼真再现为要义，而试图将客观真实升华为艺术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从此角度而言，现实主义绘画所能带给观众的“震惊”，是对现实生活的精细揣摩、对动人瞬间的精彩捕捉、对人间真情的集中与释放，总之是客观世界不轻易示人的美学向度，是对现实的指引与凝练，使观者触摸到精神，并与之产生情感互动，而不是被动地观看。

战争关系到个体生命，更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兴衰。因此，即使是再细微、再个体化的艺术表达，背后都有国运与时运的影子，都是国家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美术创作中，凝固的历史瞬间被深度发掘、整理，最终在历史的脉络里，成为获得崇高体验的叙事形式。艺术应该赋予战争、灾难、人性的善恶与历史的吊诡何种面目，又将赋予其怎样的审美含义与思考向度，无疑是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带给美术创作的启发与思考。创作者们将战争的冷酷、悲壮与人性的脆弱、温暖相碰撞，国家不再是超然于个体之外、或与个体生命相对立的范畴，艺术以生命的“痛感”，构建起国家与个人的联系，一种血肉相连的崇高情感，展现出国家与人民关系的紧密性与复杂性。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创作充实了现实主义的崇高精神内涵。

从这一角度而言，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美术创作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在于震撼人心；另一方面更在于记录下了战争年代特有的崇高精神，并持续激发与强化现实主义美术创作中崇高精神的表达。现实主义创作对于世界美术包括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今日的美术创作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解析反法西斯战争题材中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其澳门黄金城：崇高精神的表达，也为重新审视当下艺术实质与艺术走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才能真正切入现实？艺术与时代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相信这对于每一个艺术工作者而言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由此可见，澳门黄金城：崇高精神的讨论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