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黑名单”治闯红灯，用错了方子？

闯红灯上“黑名单”涉嫌“法外施罚”

符向军

如何有效遏制行人闯红灯，一直是困扰城市交通管理的“老大难”问题。但无论是将闯红灯与征信体系挂钩，还是先从警方内部管理系统推出“黑名单”制度，影响市民出国开证明及子女报考公安部队的院校等，都要考虑到“依法治闯”的问题，做到立法先行、稳妥而为。

首先，这是依法行政、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要求。国家至今未就“信用”立法，直接将闯红灯挂钩征信体系，至少应有部门规章或地方立法的依据。否则，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处罚了闯红灯，再施以社会信用体系或警方内部“黑名单”的“恶评”，影响到行为人的贷款、买房、就业、出国等基本公民权利，无疑涉嫌“法外施罚”，当慎之又慎。

其次，纳入征信体系，意味着从此背负了“信用污点”，将影响到贷款、买房、就业、出国等重大公民权利，而闯红灯是一种轻微违法行为，民众心理也一般将其归于道德“小恶”，如果视闯红灯挂钩征信体系为交通管理的“捷径”，会让公民付出与其违法行为不相对称的法律代价。因此即便今后法律修订，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在实践操作中，也要充分考虑到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危害性，只有多次闯红灯而屡教不改，积“小恶”为“大恶”的，才适宜与征信系统挂钩。

再次，也要考虑到可操作性。立法条件具备后，还要有社会征信体系的完善，和各征信部门的积极配合协助等。目前社会征信体系还很不完善，部门各自为政，有待国家“大数据”建设的快速推进。此外，目前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现象很常见，数量巨大，如果把如此多的人全部纳入征信系统，势必面临操作上的难度，或者说不太现实。

总之，在立法缺乏、社会征信体系也很不完善、闯红灯多数属于轻微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将闯红灯与征信挂钩，记录个人“信用污点”，并发挥多部门“联合惩戒”的“大杀器”作用，应该慎之又慎，多方论证，充分注重法理、民意基础和可行性，做到立法先行、尊重民意、稳妥而为。切忌为了行政管理的简单方便，而急功近利，把社会征信体系当成可以包治百病的“大框”。毕竟，社会征信系统不是可以取代法律自身作用的“万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