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不是政府管理的“急救章”

7月23日，中共彬县非公有制企业委员会发红头文件组织给7月19日发生火灾的家福乐超市捐款，火灾给家福乐超市造成较大损失，该文件要求各支部，各企业要迅速安排，组织捐款。此事令彬县群众震惊，群众给县长写“太不该”打油诗。（7月25日中国青年网）

作为咸阳彬县最大的超市，家福乐购物中心因为火灾损失惨重，在当地政府应急处置、协调救援之后，火灾事故进入了善后和调查环节。也正是在此刻，那份饱受争议、令彬县群众震惊的“红头文件”横空出世，当地政府也因此卷入舆论漩涡，展开对话，进行回应与说明。当然，无论是苛责发难还是横眉冷对，包括当地群众有内的社会公众质疑不是捐款与否，而是捐款的意愿该不该被红头文件胁迫？

其实，要说用红头文件摊派捐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2014年1月，一份《澳门黄金城：在市级单位开展“助力五水共治”捐款活动的通知》红头文件在网上流传，落款为中共台州市委办公室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14年8月，广东东莞大朗镇一份“摊派教育募捐参考标准”被曝光：“正科6000，副科5000，正股（副股）3000……” 如此种种荒唐的“行政逼捐”，以政府公权力挤压个人意愿，稍有抗拒就会扣上“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

与此类似的是，彬县红头文件索捐事件同样少不了公权的魅影。而不同的是，索捐对象已由过往频繁的公职人员、公家单位过渡到非公企业、职工，捐款异化为行政摊派，只能说是低端管理与急于求成间架起的不现实、不对称桥梁。透过事件，有几点是需要明析的：其一，在火灾事故原因未查明的情况下，当地非公企业党委先入为主， 下发针对企业的捐款红头文件，用当地县委、县政府的话说是“不妥当”，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太不该”。一方面是政府组织为企业捐款，本就要做好接受舆论监督的准备，是否裹挟利益、掺杂私利，总该需要澄清。另一方面，撇开受捐对象不说，政府红头文件公共属性与捐款的个体意识本就是互不兼容的本体，两地一旦糅合，势必带来公权私化或私权异化。

其二，捐款是财物的累积，更是爱心的汇聚，但前提是自我意愿能够有序、自由表达。而红头文件要求捐款，无视的正是企业与个人意愿，而却能在金钱爱心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这也正是红头文件带给管理者的快捷与便利。当然，我们不该以恶意揣测当地非公有企业党委的募捐初衷，向受灾企业送爱心本该是值得鼓励之事，但借由红头文件索取爱心却是为企业和群众不齿的。再者而言，对主动献爱心的企业或个人而言，是否主动早已被所谓的“强制”捐款氛围掩盖，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伤害？

中共彬县非公有制企业委员会发出的红头文件上写得很清楚：一是精心组织，认真实施；二是坚持自愿，量力而行；三是几点要求。其实前两条都不重要，要害在后者，要“迅速安排、组织实施、及时上交”，这哪里是政府的管理职能，分明是在社会公共事件中的应急之举，红头文件也沦为了政府管理的“急救章”，实在是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