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能下”是选官用官的关键

【中央开展强有力的反腐肃贪和反“四风”活动，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为破解“能下”难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把“能进能出”难题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先突破“能上能下”难题，为从严治党首先立足于从严治官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澳门黄金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是党内首部直面“官员能上不能下”老大难问题，并力求破解此难题的规范性文件，将对完善我国选官用官制度，重构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相关报道见6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选官用官制度的顶层设计，首先要围绕“能上能下”和“能进能出”两个层级展开。由于各国政制安排的差异，这两个层级在选官用官制度设计时的权重各有不同。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下，官员“能上能下”殊为不易，“能进能出”则更为困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分步骤在不同层级探索干部“能上能下”和“能进能出”改革，近三十年间，“能上能下”已收获一些探索性成果，“能进能出”的探索则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就“能上”而言，核心的难点在于如何选官，用何种标准选官，如何排除任官唯亲、山头主义、“小圈子”和“兄弟帮派”对选官标准的侵蚀与干扰，以及一旦选官出现重大失误时，“伯乐”包括党委主要负责人该承担何种政治责任，需要承受何种政治后果等。就“能下”而言，核心的难点比“能上”更多更大，且更不易度量和把握。围绕“能上”的角逐中，就算有人因吏治不彰被“逆淘汰”，或者被不正当操作排挤出局，其原有职位职级相对应的职权和待遇尚不至于受到直接损害或被剥夺，所以，“能上”环节发生腐败，其对本该上而没能上的官员的影响，通常还不是致命性的。

“能下”则不同，一旦现职官员因能力不够或庸懒散被免职、降职、撤职或降级，就意味着与职位职级挂钩的各类待遇，包括工资、奖金、住房、用车、医保以及退休金等，都可能受到直接的影响。“能上”若处置失当，主要受损的是整个政治生态，“能下”若处置失当，还将直接“得罪”官员本人及其背后的特定利益群体。当“能上”与“能下”都成为问题时，“能下”对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而言显然更为烦难，由此引发和派生的矛盾、困惑也越来越多，最终形成官员普遍“能上不能下”的困境。

近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开展强有力的反腐肃贪和反“四风”活动，腐败蔓延、“四风”泛滥的势头受到遏制，政治气候和社会风气明显好转，为破解“能下”难题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通过重申、强化一系列党纪党规、政纪政规并从严执纪执规，一批涉及腐败或违纪违规但尚不至于触犯刑律的官员，以及虽未直接腐败但平日里尸位素餐的官员，已经尝到了“能下”的滋味。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前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由副省级“断崖式”降至正科级。

正是有了上面这些“能下”的探索实践，才为《澳门黄金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颁行开辟了通道。由于是“若干规定”，而且还戴着“试行”的帽子，意味着《规定》尚不是专门用于“能下”操作的正式规定，而只是一种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探索的试验性规定，探索和试验的过程，也是《规定》进一步增补、完善、细化、成熟、适用的过程。等到条件成熟，“试行规定”将升级为正式的规定，最终由党内文件升级至专为“能上能下”操作量身定制的党内法规。

把“能进能出”难题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先突破“能上能下”难题，为从严治党首先立足于从严治官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从思路、理路到实务，无疑更具有可操作性。循此渐进式推进，中国特色的选官用官制度必可扬长避短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