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死刑”讨论何以陷入情绪化对抗？

打击人贩更应检讨社会政策不足

仲鸣

“营销说”是否属实，眼下尚需核实，但就算是因营销而起，也不影响人们就现象谈问题。而当下，盘踞在人贩子死刑议题之上的，就是各种观点对撞：人们借机普及刑罚梯度性、拐卖犯罪重刑率，宣扬废除死刑，批判“不转不是××”的民粹情绪裹挟，呼吁收养制度补全等等，令舆论镜头呈散焦之势。

“人贩子一律死刑”引出多元思考，是好事一桩。可得看到，网上多数父母尤其是“妈妈党”接力转发这帖子，无关表决意义上的支持死刑，更多的是感情的粗浅表达：作为父母，舐犊情深的情感驱动，难免加深他们对拐卖犯罪之憎恶，这很难用大道理去消解——在亲情逻辑面前很多说教都是“然并卵”。而要消弭这些父母们的焦虑，关键还在于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毕竟，他们要的不是对人贩子用“虎头铡”，而是天下无“拐”。

现实中，无论是频频发生的拐卖儿童案，还是前不久震惊一时的“干尸男童”事件，都彰显了儿童保护制度设计上的纰漏。在涉“拐”题材电影《亲爱的》和《失孤》里，都有这样的情景：孩子被拐卖后，当事父母只能自行踏上寻亲路，苦苦寻觅；“干尸男童”事件上，涉事男童走丢就未被上传至全国性失踪人口信息系统，救助站也“没有发布寻亲公告”……

按理说，我们社会该建立一套完整的儿童保护体系，将打拐也纳入其中，包括流浪儿DNA比对，发现儿童丢失后多部门联动出击，政府展开对失子父母的抚恤等。遗憾的是，我国这方面的制度设计还有太多漏洞，即便有了某些机制，如公安机关已明确实行儿童失踪快速查找机制等，也落实不力。

相较之下，国外有不少防止儿童被拐的制度可资借鉴。如新京报此前社论就指出，在美国，有专门针对儿童丢失的“安珀警戒”，只要发生孩子丢失事件，应急举措就会启动，相关公共机构会被全面动员。不止如此，美国还有“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开通多种语言全天候热线救助服务；大型公共场所还都加入了名为“考德-亚当”的儿童安全警报系统，若家长购物游玩时发现孩子丢失，可马上求助该系统，超市等会有专人帮忙找人，十分钟内找不到会自动报案寻求警力支援；美国几家电信运营商也接入了这系统，失踪儿童家长可向手机用户发出求救信息。

说到打拐，这些关涉儿童保护的制度补缺，才是首位的，也正因其不完善，才会有人开出“重刑震慑”的药方。

某种意义上，最完善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拐卖犯罪频发问题上，要检讨的就是社会政策不足及执行疏漏，而非靠严刑峻法。毕竟，在防止儿童被拐的母命题上，社会政策应是“前端隘口”，而诸如刑罚之类的是也只是打击链尾端的追责措施。（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