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奇葩证明”比赛

淮北女孩闫敏因办理教师资格证，需要居委会开具无犯罪证明，居委会要求必须派出所先开具无犯罪证明，派出所要求，需要无犯罪证明的单位先开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他们才能给开无犯罪证明，这让闫敏很无奈。（4月22日人民网）

相比于“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的奇葩，如此绕口的无犯罪证明一点也不逊色，为什么有部门乐此不疲地开展着“奇葩证明”比赛呢？

某门户网站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仅7.6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遇到过政府部门要求开具证明的情形。不少人列举了更为奇葩的证明，如“证明自己还活着”，“证明我女儿是我女儿”，老百姓只有围绕着“奇葩证明”而没有办法解脱吗？

长期以来，我们崇尚构建全能政府，对所有事务都大包大揽。因为政府能力是有限的，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和民生需求，最终让“奇葩证明”比赛屡屡上演。

无论是为民办事，还是保证政策的顺利推进，最起码的要求就是知道什么是民意、民事和民情。服务政府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更是一个注重充分满足公众需求的回应型政府，有效政府的本质就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管理机构的责任越大，越能满足民众的要求，表明善治的程度就越高。但“女子开无犯罪证明，被要求开具无犯罪证明的证明”让我们看到了相反的一面。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公民权利贫困和弱势的一面。在相当程度上，“奇葩证明”比赛是公民权利贫困的隐喻，是权利无力感的表征。

当前，除了社会管理技术手段的落后，还有很多群体的常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障，正因为如此，就要充分认识和警惕奇葩的证明比赛背后，是公民权利弱势和贫困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