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性医疗”的解药在平抑医疗风险

《医学界》杂志的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忧发生医患纠纷，他们在行医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医疗诉讼，进行过防御性医疗。防御性医疗也称自卫性医疗或防卫性医疗，具体表现包括：从实际病情看没有必要的各种化验、检查，回避收治高危病人，回避高危病人手术及难度较大的特殊处置，带有推脱责任性质的转诊及会诊等。（4月20日《中国青年报》）

防御性医疗，通行的说法是：不是完全出于对病人利益的需要，而是为了避免医疗风险责任所采取的特殊医疗行为。只要医疗风险存在，医生在医疗的过程中，采取趋利避害的选择就不可避免。医学虽然是一门科学，但是之于临床也是建立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技术标准相对模糊，水平也有高有低，而对应的责任界线也难以清晰。因此，医疗风险与生俱来。

防御性医疗在外国也存在，欧美发达国家也不能避免，早在2005年6月，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一篇论文中提到，在完成调查的824名（65%）内科医生中， 93%的医生曾有过防御性医疗行为，诸如分类化验检测、遵循诊断步骤、让患者接受会诊等防御性的医疗行为也非常普遍，达到92%。

防御性医疗也有积极的一面，表现出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倒逼医生的医疗更细致、更谨慎。当然，因医疗风险客观存在，医患纠纷实行举证倒置，被视为医生实施“防御性医疗”重要原因。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因为医学技术壁垒，患者无法举证维权。医生为了免责，会把防御性医疗作为次优选择。

医患的信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市场竞争机制向医疗服务的融入，医患间的信任关系被消费关系、供求关系、法律关系等“物”的关系所淡化，医患关系的诚信基础受到了冲击，特别是看病难、看病贵的语境下，医疗一切为钱的错觉，加剧了医患间的隔阂及猜疑。

消极防御性医疗是客观医疗风险传导所致，如何平抑医疗风险才是对症之药。首先，应形成医疗风险的社会共识，医生医疗的初衷不会害人，患者应对医疗与医生多几分理解与包容。其次，改革医疗体制，让医疗回归公益性，让医生的收入正当透明，修复医患信任的心态；第三，完善医疗纠纷相关法律，配套建立医疗行为豁免、限额赔偿等制度，确立医患均衡对等的法律责任；第四，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消除赔偿的后顾之忧；第五，完善医疗机构管理，建立标准化流程，防止小病大治、过度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