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80后导演的商业潜行与文化突进

【在文化含量、技术含量低下的快餐电影生产过程中,以票房为驱动的商品化、娱乐化电影,成了炙手可热短线投资品】

最近一两年,那些久负盛名的导演似乎全面进入了守成状态,一些不甘心者虽有过挣扎,如张艺谋的《归来》和娄烨的《推拿》,却遭遇好景不再的尴尬。另一边,赵薇、徐铮、邓超、韩寒、郭敬明等新导演,几乎是含着金汤匙横空出世,纷纷成为市场的宠儿,他们以惊艳的票房宣示了影坛新势力不容忽视的存在。

翻看票房榜,以12.67亿元票房稳居国产电影榜首的《泰囧》,极其典型地反映了当下电影市场的囧态。无论是《西游降魔篇》《心花路放》,还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后会无期》《小时代3》,近几年的高票房电影几乎都是毫无营养价值的“文化汉堡包”。它们以不用过脑的情节或老套故事,让观众配着爆米花欢笑、怀旧,在彻底的商业娱乐中打发时光,并因此赚取了令人咋舌的票房。

在这些电影里,我们明显看到了严重的类型化,它们大多数都落入了青春与怀旧的窠臼,且口碑都一塌糊涂。除了路阳的《绣春刀》让人有所惊喜,其作品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它们在商业上突进,文化却呈现出浅行状态,哪怕像韩寒的《后会无期》那样,意欲把自己往文化上拉,也并未得到人们的认同。

当然,我并不是来批评这些电影的,而是想通过盘点市场反应,探讨中国电影市场格局的演化。赵薇、徐铮、韩寒、郭敬明等人创作的电影,都使用了娴熟的商业化手段,从选角、制作再到宣传,无不是在很成熟的流水线上运作——最当红的演员、最豪华的制作团队、最喧嚣的话题设置,是它们共同的“独门绝技”。

但这些市场宠儿带来的票房业绩,并没有证明中国电影的真正发展,他们只是更加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存在虚假繁荣。在文化含量、技术含量低下的快餐电影生产过程中,以票房为驱动的商品化、娱乐化电影,成了炙手可热短线投资品。比如,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3部电影分别取得了4.88亿元、2.26亿元、5.22亿元的票房,简直是毫无道理的大丰收,造就一个“钱多、速来”的中国市场。

不过,就在这些星光熠熠的导演肆意喧闹之时,还有另一批80后导演,比如郝杰(《光棍儿》《美姐》)、李睿珺(《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杨瑾(《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等。他们在少有人关注的创作道路上承受商业与文化的冲突:文化情怀上,他们关注现实、直击人性、抵达人心,但在商业上没有过多追求,因而也没有显著成绩。这批新锐青年导演,将视角放置到社会底层、边缘人、少数群体,从他们的生活经验出发,展示那些不为常人所知的真实,也为其作品的深刻性、人文性奠定了基础。

与赵薇、徐铮、邓超、韩寒等人不同,这样一群80后新锐导演的特征,又可以归纳为商业的潜行和文化的突进。商业潜行,是指他们在商业上并无好的建树,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也并不是把商业当作主要的目标；文化突进,是指他们的电影对文化的精准叙述,能够直击观众的内心。文化上的弱势、少数群体的关注,从传统民间文化、乡村的光棍、老人、儿童、教师、少数民族、自然环境等都收于镜头之中。

虽然这些作品中文化价值的体现,在国内电影市场暂时没有得到瞩目,但很容易预测,未来这些都将是中国有情怀的电影会去聚焦的。就像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在最后莫名其妙地分别对着被雾霾遮蔽的太阳、被污染的河水、因挖煤下陷的草场、因砍伐萎缩的树林道歉,也是出于这样一种体察。而这批80后导演已经先行并专注于此了,所以他们能以低成本造就高品质电影。可以预测,如果说赵薇、徐峥、陈思诚、韩寒、郭敬明等是市场宠儿的话,那么,他们就是中国电影未来的“留守儿童”。

与郝杰、李睿珺、杨瑾等导演的商业潜行和文化突进形成对照,是韩寒、郭敬明等导演的商业冒进与文化浅行。商业冒进背后,并没有深刻人文价值支撑,所以,在票房高企并屡创新高之后,几乎没有任何经典之作存留。那些从演员转化而来以及串行的导演,还有直奔市场诉求而去的80后商业片导演们,他们的电影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商业的成功,以商业标准来规划和设计电影。尽管也有在文化上自我上色,但实际上都只是牵强的浅薄虚夸说辞。由此我们也能很快从中窥视中国电影的虚假繁荣的本质。

当然,商业冒进与文化浅行、文化突进与商业潜行,这两种诉求的歧裂,乃至没有进入这个归纳的诉求与追求,也呈现出中国80后群体的多元化或复杂化,继而能在商业和文化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姿态和诉求,这是一种好事。这种不同的诉求与追求,也为中国电影的未来,提供了一种可供乐观的可能性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