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农村被过度抽取的现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澳门黄金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2年聚焦“三农”。形式上高度重视，内容上此次吹响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号角，给人以新希望。

近十余年来我国的“三农”政策，一向被视为“城市回馈农村”。很多人觉得，现在国家在施惠于农民，具体“惠农”之政，包括2006年取消农业税、种粮给补贴、推行新“农合”等。而城市反哺农村的理由，是在中国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村承受了资本积累之重。反哺农村，是城市知恩图报。

今天的城市反哺农村，首先要摆脱道德幻觉。国家免除了农业税、补贴种粮户、补贴乡村公路建设，或许所费不赀，但有笔账要算清楚：农村和农民给了城市多少，而城市现在又反哺了农村、农业和农民多少。

现在人们经常说的“城市反哺农村”，是指历史上城市从农村汲取公粮、工业原料，对农民欠下历史的巨债，现在城市有意向农村和农民偿还旧债。如果抽象地讲，似乎是如此；但如果进行量化评估，真相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历史欠账这里姑且不谈，现在城市是否真的在反哺农村，必须用事实和数字说话。当前我国每年对农村转移支付1万亿元规模，听起来城市对农村的回报可谓丰厚。但还是算一笔账：去年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是8896 元，鉴于我国家庭户均3.02人，假设其中2人为劳动力，则农村每个劳动力年收入为13344元，月收入1112元。但目前即便在湖北农村，门槛最低的小工活，每人每天工钱约150元，就算每月只工作20天，月收入即可达3000元。

换句话说，如果对农业劳动力进行成本核算，中国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就是负数。国家需要农民生产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工业原料，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桩亏本买卖。虽然政府免除了农业税，给予农民多种补贴，但农民种田仍处于亏本的困境中。

所谓“城市反哺农村”，严格说，农民未蒙其利。2014年，我国生产粮食6亿多吨、棉花616.1万吨，它支撑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稳定了相关工业原料价格，但中国农民实际上巨亏。其实，中国城市不仅没有反哺农村，而且继续汲取农业劳动成果，从农民的辛勤劳动中汲取工业化所需资本。

弄清楚城市与农村关系的事实真相，有助于我们反思“城市反哺农村”的目标、方式、标准和制度安排。具体应当怎么办，是政府应当认真研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正因为种田不划算，中国农民已经放弃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而改采“懒汉农业”方式，不锄草、不施农家肥、不抗旱，使农业低效问题雪上加霜。

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农民，“懒汉农业”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其根源是农村和农业制度安排，它呼唤国家对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国家作出的一个回应，但还不够。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补贴农业，如何让农村感受到反哺，实际上需要中国政府的更大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