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不搞“大学排行榜”？

这些天，各种版本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又纷纷出笼了。这已经是每年的一个例牌。印象中，早几年版本还不多，就是“邱均平版”和“武书连版”等有限的几种吧。今年不得了，有十几个版本了。有意思的是，每个发布机构莫不冠以2014年度、2015年度之类的字样，好像自己的这个很权威一样。当然了，他们发布的时候都莫不自称很权威，自己的这个统计口径和标准如何最客观、最真实。有的在自诩的同时还不忘踩别人一脚，暗指其他评价机构的那些存在种种不妥。

都权威就都权威吧。问题在于，在这些眼花缭乱的“大学排行榜”中，不同的权威之间发布的结果却互相“掐架”。有人比对了三家国内相对知名机构的发布，发现同一所高校比如南京师范大学，在不同排行榜中最高和最低的名次居然相差了20多位：在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那里排第33，在中国校友会网那里排第48，在武书连那里却只排了第54。假如要依据排行榜来干什么的话，究竟该信谁的呢？有专家说，不管哪种排行榜都有局限性，也不排除中间有人为操纵的因素，家长们可以参考，但是千万别过于较真。我再极端一点儿，谁的也不必信，别把“大学排行榜”当回事。

社科领域的这类排行榜，古人早就玩过了，已经证明没什么实质意义。比如著名的“初唐四杰”，四人如何排行就争议不小。《旧唐书·杨炯传》这样记载：“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但是，不要说不同的人对这个“排行榜”看法不一，就是“四杰”本身也没统一起来。杨炯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卢照邻说：“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人张说则认为，杨炯“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照杨炯的意思，排行该是“卢杨王骆”；而照张说的意思，排在之首的又该是“杨”。按当代陈文华先生的归纳，在这些说法之外，还有王世贞等人的“卢骆王杨”说，以及胡应麟的“王骆杨卢”说。绕来绕去，相信好多人都给转迷糊了。其实我们知道他们四个在初唐文坛为扭转齐梁以来绮丽余习的文学风气所作出的贡献就足够了，至于谁前谁后又能怎么样呢？各种版本的“大学排行榜”不是在重蹈覆辙吗？

明朝留下的《解愠编》里有个“被人搬坏”的故事，可以进一步说明问题。某寺僧“塑释迦佛与老子同坐”，有道士看见老子居次席（显见是老子居左，释迦居右），很不高兴，说我们老子在周朝就出生了，佛是东汉才有的，差远了，于是把老子像搬到首位。寺僧说“吾佛神通广大”，本领比老子高，当然得排在老子前面，又把佛像“复移转左位”。结果，两个人争论不休，忘了神像是泥塑的这个茬儿，“搬移十数次”后硬是给搬零散了，搞得佛和老子无奈地叹气说：“我两人过得好好的，无端端被这几个小人搬坏了。”这故事用在“大学排行榜”上，真有浑然天成之感！

我们的高等院校诚然在逐渐趋同，表现在专业设置上呈现“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大趋势，但不少学校毕竟还保留着自己的传统与特色，怎么可能来个划一的排行？排行榜的出入这么大，难道仅仅是各家参照的标准不同吗？我说别把“大学排行榜”当回事，但是这些东西既然出来了，就会有人当回事，并且，那些榜上有名的和自觉榜上应该有名却名落孙山的会当回事。如果大学排行榜不仅产生不了多少积极意义，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淆乱了公众的判断，那么至少在现阶段，能不能不搞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