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界定恐暴正是避免制造紧张

近日，公安部公布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澳门黄金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意见》根据《刑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对暴恐犯罪的定性和处罚等情况做出了具体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应，是法律文本的一种，在反恐法出台以前，《意见》将是界定暴恐活动的直接法律依据。

近年来，暴力恐怖活动呈现多发态势，且多涉及宗教极端等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应对暴恐活动，手段需要严厉，但惟其严厉，也更应当慎重对待，一个基本原则自然是保持在法律框架下。在这个意义上，依法界定暴恐行为，是从严反恐基本前提。

暴恐活动，严重触犯法律，但相比于一般刑事犯罪而言，暴恐犯罪明显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当前，举国上下已将反恐列为重大议题，视为最大国家威胁之一，甚至已经进入“全民反恐”阶段。与此同时，反恐的高压态势，必须确保在理性与依法的轨道上，避免造成紧张空气。什么是“暴恐”行为，什么行为又与“暴恐”毫不相干，需要清晰辨别、区分，这必须拿出明确法律依据，以防重严打击力量“擦枪走火”。

打击恐暴无比严格。《意见》将暴恐活动细化为不同行为，例如“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这样的行为，直接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定罪。打击也要谨防误伤，甚至扩大化。有的行为，适用一般性的刑事罪名，虽然可能都属于恐暴的性质，但以具体行为、后果分辨，当区别对待。也有的行为，与恐暴活动的表面形式相似，但有着本质区别，也需要严格划清界限，谨防以“反恐”之名变相打击。

反恐是重要政治议题，但具体手段是法律的。法制历史上，一些国家级重大罪名，有的因为界定不清、概念含混，往往成为上纲上线的工具，容易误伤，甚至使得打击扩大化，而这些重罪很多在日后的法制化建设中被逐一剔除。暴恐活动自然是重罪，一些恐暴行为可以直接上升至“煽动分裂国家罪”的高度，但具体行为很多隐藏在日常社会生活之中，与一般日常言行无异，如果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将可能难分轻重，误伤的危害将可能与恐暴行为本身一样严重。

暴恐的种种表现和极端思想动力，往往超越人们的想象范围，给人的印象是其中的利害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与危险势力关系密切，暴恐一旦涉及，必然是重中之重的犯罪。因此，只要与“反恐”相关，其紧急程度就急剧上升，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十分可观，失序的危险也同样可观。“反恐”势在必行，面对恐怖威胁的步步逼近，强化法律的效力也显得异常关键。暴力恐怖犯罪在当下语境中具有特殊性、复杂性，所以更需要用非同寻常审慎的法律态度来应对。

一项重大罪名的确立，意味着严厉刑罚的使用，表明能够动用的国家和社会资源更多，其打击强度也越大，这就更需要对涉及反恐的法律解释格外小心、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