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常读国际新闻,对于新加坡这个国家恐怕印象会不错。如果你英文够好,即使翻遍西方主流媒体,恐怕也找不出多少批评新加坡的文章。 问题是,新加坡真的好到没有缺陷?西方媒体怎么会放过这样一个“有民主,无自由”的国家?其实是媒体不敢。之所以不敢,是因为李光耀从他执政起,就开始了和媒体孜孜不倦的斗争。 在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选前,面对仇视该党的英文大报《海峡时报》,李光耀公开表示,如果赢下大选,“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30多年后,李光耀回忆道,“我们在大选中告捷。《海峡》的东主和高级编辑一并迁移到吉隆坡”。 对付国内媒体只是小试牛刀,驯服来自西方的主流媒体,才显示出李光耀的过人之处。 李光耀在1986年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这里面有着一个剑桥一等毕业生的精明:首先,这些报纸没有被封禁,而是减少销量,至于减少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其次,你做涉及新加坡政治的报道也没关系,只要你愿意原文照登我的答复信,那还是好同志,只是,你敢登吗;再次,销量给你砍下来是没错,但是我没说读者不能复印你们的文章啊,所以你们的阅读量有可能还是很高的嘛。 第一个撞枪口的是著名的《时代》周刊。在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然后《时代》的销量从1.8万本被一路砍到9000本。8个月后,答复信原文照登。在《时代》杂志获得“听话技能”后,很多西方媒体都学会了这项技能,有好几家还付出数十万美元的学费。 李光耀的一句话颇为语重心长:“如果我们不站起来回应外国媒体的抨击,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记者和学者们,便会相信自己的领袖不敢辩驳或辩不过人家而不尊重我们”。 西方历史上曾经形成报刊的四种理论,其中自由主义理论到今天依然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李光耀对于这些理论在新加坡的适应程度不以为然。接受过西方专业法律训练的他,能把相关问题转化成具体的法律问题,也能在道德上,通过钻研对方的缺点,有的放矢。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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